那片搖曳在魏晉山陽的竹林，是如此青翠茂密，幽然勁發，是如此修篁逸群，鬱鬱蔥蔥。
千百年來，它以淩雲的高節，傲岸的身姿，還有清麗的嘯聲，一直作為一種人文意象，頑固地栽植於所有中國讀書人的心中，成為人們心追神慕的一方靈魂棲居之所，一種高蹈人格的象征，一個放任不羈精神的圖騰，一片遁世逃俗的潔淨家園。
岸幘斜陽下，疏林開遠山。新涼灑衣袂，爽氣清容顏。優遊卒歲、鳴弦弄琴、放任逍遙在這片竹林中的七位名士，更是以各自俊朗的風神，玄妙的高詞，宏麗的文藻，澄爽的風鑒，獨步當時，名冠終古。
而在竹林七賢之中，他並不顯山露水，也不是特別的知名。他不像嵇康那麼耀眼奪目，受人敬仰，也不像山濤那樣別有歧義，受人詬病，他更像一個音樂組合中的貝司手，戴著墨鏡，若有若無地隱在主唱身後，肢體不過分張揚，麵龐也不聚集觀眾的目光，人們隻是在提到這個集體時，還會想起有他的存在。
但他在學術史上的身量，卻遠遠大於他在這片竹林中的身量。
他就是向秀。一位長期被學界忽視，用一頂狂士高帽遮住真實麵孔的儒學宗師。
在正始玄學所崇尚的“貴無”思潮被推向極端，於一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嘯聲中，儒學漸至窮途末路，大有被道學取代之際，是他提出了“儒道合一”思想，強調自然與名教並不根本對立，在注《莊子》中調和名教與自然的關係，齊一儒道。
由是，在儒學於楚歌四起的岌岌可危之中，上承何晏、王弼，下啟郭象、裴頠，他對儒學保存血脈，重振門庭，有一葦渡航之功。
一。
談到向秀，不能不先從他與之交遊的身邊那幫朋友談起。
房玄齡的《晉書》將向秀與阮籍、嵇康、劉伶、阮鹹列為一組，編於一傳之中，實在是深有雅意。
在此傳中，他上來就在嵇康傳裏，交代了這一群人：“（嵇康）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鹹、琅琊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如果房玄齡不視混跡於官場的山濤、王戎為異類，也將這二位一並遷來，那麼七賢齊聚，歌以永年，該是一幅多麼其樂融融的局麵。
生時，共於白鹿山下一片竹林裏盤桓優遊，放歌嘯傲；死後，仍能在一冊史籍中同篇傳記裏促膝引觴，把酒清談，那該多好？
單是想想，都能把人羨煞。
其實，隻是他們在生年時那段短暫而酣暢肆意的交遊時光，就已經讓後世之人讀其高風，思其高誌，心為之曠，神為之怡了。
那是一群多麼富有人格魅力，具有人本自主意識，不拘形跡，孤標粲粲的人。
——嵇康，一個彈琴吟詩，自足於懷，優遊容與，遊心太玄，始終將目光投向莊子飄揚的衣衫，在取法自然中追求自己玄遠精神之境的淡泊男人。
《晉書》稱：“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
《世說新語·容止》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他以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的清峻淵遠價值取向，標定了自己不苟世俗、越名任性的人生。甚至，在坦然就難的生命最後時分，仍不改其誌，顧視日影，索琴彈之，以一闋幽遠的《廣陵散》向世界訣別。
——阮籍，一位容貌瑰傑，誌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的偉丈夫；一個醉臥鄰婦壚，哭哀兵家女，隻因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便求為步兵校尉的真性情之人；一個蔑視禮法，在座席嚴敬、擬於王者的司馬昭酒宴上，獨能箕踞嘯歌，酣放自若，登廣武山，觀楚漢戰場而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狂士。
《晉書》稱：“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世說新語·簡傲》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座，阮謂王曰：‘偶有二鬥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山濤，一個內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而又介然特立的溫和長者。他以大隱隱於朝的身姿，為亂世之中的皎潔之士，樹立了一根不汙己穢身但又得以保全的標杆。別具慧眼，甄拔隱屈，搜訪賢才，同時明於洞察，左右躲閃，在內斂與避讓中求得與這個世界的斡旋。
《晉書》稱其：“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
這是些怎樣灑脫放達、冷峻玄遠的性格鮮明之人！因了他們的存在，那個時代將以一種亙古的風流情致被牢記，那片竹林將一直鬱鬱蔥蔥在古典的原野。
一般而論，魏晉風度有三個時期：一是曹魏王朝的“正始玄風”，以何晏、王弼為代表，行尚通脫，貴無；二是魏晉易代時的“竹林玄風”，以嵇康、阮籍為代表，蔑視禮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三是晉元康、永康時的“中朝玄風”，以裴頠、郭象為代表，崇有，主張名教即自然。
衣冠唐製度，人物晉風流。
而最風流之處，便是魏晉易代的“竹林時期”。看“竹林七賢”在一部《世說新語》中或行或臥，或飲或談，或嘯或哭，讓讀到它的人處處眼生春色，時時胸蕩層雲。
二。
就像被稱為藥家至寶的牛黃，誕生緣由卻是牛的膽囊發生了病變，並最終形成結石。光耀士林的“竹林七賢”的出現，同樣是那個生存的世界發生病變的結果。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今河南武陟人，生於公元二二七年，卒於公元二七二年。
《晉書·向秀列傳》中說他：“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曆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
在“竹林七賢”之中，山濤年齡最長，壽命也最長，阮籍大向秀十七歲，嵇康大向秀三歲。而那個害死嵇康和呂安的鍾會，則比向秀大一歲，屬於同年。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征，一個年代的人有一個年代人的命運。
在“竹林七賢”的成長過程中，他們集體親曆了魏晉易權之際的政治風雲突變，目睹了司馬家族玩弄權術，大搞陰謀，屠戮異己，最終顛覆魏室的全過程。
正始年間，司馬懿為麻痹曹爽裝瘋賣傻，司馬師為蓄謀高平陵政變，陰養死士，司馬昭弑殺高貴鄉公曹髦……這陰險下作的一幕幕政治醜行盡收國人眼底，讓人不齒。
司馬氏父子一方麵高舉儒學旗號，標榜名教，鼓吹孝道；一方麵極盡卑鄙無恥之能事，肆意濫殺，先後以浮華談虛，不由典謨，以及蔑視禮法，不尊名教為名，對曹魏宗親及不屑與己同流合汙的知識分子群體進行屠戮。
其間，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首先被誅，繼之王弼受牽連免職病卒，接著是夏侯玄、李豐等一大批鹹有聲名的正始名士紛紛人頭落地，連累族群，乃至造成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慘烈景象。
司馬家族在奪取政權中所用手法之陰毒，連其晚輩後代聽到後，都深感驚訝，羞愧不已。
《世說新語·尤悔》載，東晉的王導、溫嶠一同去見晉明帝司馬紹。明帝問溫嶠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嶠未答。王導回答道：“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導於是具體詳細地講述了司馬懿在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以及司馬昭時代，滅殺高貴鄉公的事情。晉明帝聽到後，覆麵著床，充滿羞愧地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他說得真是太對了。從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篡位稱帝，到公元三一六年司馬業被殺，西晉隻曆四帝，共計五十二年，還不及一個中等人的壽數。
麵對血雨腥風，白色恐怖，那些暫時還活命於世的正直之士，他們會有一種身付刀俎、利刃在喉的朝不保夕的恐懼感，同時還有發自內心的對司馬家族政治勢力的深深厭惡感。
悲憤與抑鬱交織，驚惶與絕望並存，看厭了司馬家族利用儒教做幌子、陰陽兩套的知識分子群體，於是開始鄙薄儒學，擯棄名教。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了逃避現實，走向自然，遠離政治的人生之路。
須知，這和有明一代精英層“獨抒性靈”的袁宏道一派完全迥異。在明人那裏，那是一種優雅生活的餘緒；在這裏，則是政治高壓下的無奈而困惑之舉。
這種蔓延的人生取向，進而演化成了知識階層的一種生存樣態——放浪形骸，不拘禮節，崇尚玄虛，服藥談玄。
這個龐大人群的效法楷模，正是竹林裏的向秀、嵇康、阮籍們。
三。
尼采曾描寫過一個瘋子大白天打著燈籠，在街上尋找上帝。隱藏在此充滿荒謬的行為藝術背後，是他要告訴世界的一個嚴肅命題：上帝隻是個形而上的假設，不會存在，也無處可尋。
向秀也有用來表達自己麵對世界態度的獨特行為方式——打鐵，或者澆園。
《晉書·向秀列傳》載：“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