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那把沉重的大錘掄起來了。
麵龐黝黑，爐火熊熊，蹲踞的向子期緊夾火鉗，揚臂舉錘的嵇叔夜打鐵叮當。兩個文靜的書生，此時是樹下一對赤膊揮汗的鐵匠。
打鐵是為了“以自贍給”，貼補生活嗎？
是，也不是。他們鍛造的是鐵器，同時也是在鍛造內心。風箱吧嗒，火星迸濺，風箱鼓出的是無意用世的決心，鐵錘下濺出的更是他們離世遠遁的政治立場和人生態度，還有就是一種充滿詩意的生存。
海子，那個將自己的生命丟在鐵軌上的年輕孩子，曾在一首詩中這樣說：“漢族的鐵匠打出的鐵櫃中，裝滿不能呼喊的語言。”
既然不能呼喊，那就默然。所以，向秀與嵇康相對欣然，旁若無人。乃至此時已貴為高官的鍾會慕名遠道而來造訪時，那把高傲的鐵錘依然舉落不停，打鐵之人對客人絲毫不加理會。
彼此無言。難堪的長久沉默過後，在鍾會離開時，嵇康才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答者悻悻：“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於是，山陽的那片菜地裏出現了躬身勞作的向秀身影，好朋友呂安就忙碌在他的旁邊。
陽光灼灼，大地滾燙，揮鍤改畦，導水灌園。他要用戰國時農家許行的做派，自食其力，借此被肉食者所鄙的下賤行當，表明自己拒絕與統治者苟合的心誌，向執政者袒露自己堅不合作的決心。
將揮汗如雨中的打鐵與雅靜悠然的讀書，將褲腿沾滿泥巴的灌園與焚香研磨中的搦管著述，這樣充滿審美地協調於一處，在力與美、動與靜中，立體展示健康體魄與健康靈魂的讀書人，在中國文人的行列中，向秀他們的身姿應該說實屬罕見。
也許，這正是陸機詩中所說，“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誌士多苦心”的一份苦心所在。在這出大力、流臭汗原屬底層之人的生活勞作中，他恰恰彰顯了自己不以俗務為懷的狷介形象。
試從靜裏閑傾耳，便覺衝然道氣生。
相對於向秀，他身旁的朋友則走得更遠，語言更逋峭，衣袂更飄揚，行為更誇張。
狂傲任誕又謹慎韜晦的阮籍，在司馬昭掌握朝廷大權之後，官為散騎常侍、關內侯，但做官於他而言，無非是虛與委蛇、全身避害的權宜之計。所以，他的官不僅做得草率，而且十分疏浪。似乎總在以一副吊兒郎當的形象，執意要將自己遊離出主流社會之外。
求為東平相，騎著毛驢上任，到任後，卻馬上叫人將官府的隔牆全部拆除；聽到步兵校尉廚房裏有美酒三百斛，又向司馬昭提出去做步兵校尉，到了那裏，依然不問政事，隻與劉伶杯觥交錯，相對濫飲。
“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他要用滿腹濁釀麻痹自己，在痛苦中求得暫時的放鬆。他還要用這口濃烈的酒氣，緊閉柴扉，拒絕一切。
司馬昭想與阮籍聯姻，讓阮家的女兒成為司馬家的媳婦，阮籍為此大醉了整整兩個月。長達六十天的熏天酒氣，終於使得司馬昭“不得言而止”。
鍾會多次前來，想與阮籍探討時事，目的是想在對答之間，找出阮籍語言中可攻擊的地方，“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但在阮籍的一次次酩酊大醉中，他不得其問，最終無處下嘴。
高潔絕俗、剛直不屈的嵇康，在《述誌詩》中自道“衝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從而將自己的人生定位於一種自由而自然的唯美之路。他的理想人格建立在“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兩句響亮的人生宣言之上。所以，他批判虛情偽飾，追求任行適己，驚世駭俗地提出：“‘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
正是這種真性沛胸，豪情滿懷，寧願與世有違，堅持獨立操守的他，才會一而再地用絕交信的方式，向昔日的朋友送去自己的憤慨與決絕。
公元二六一年，好友山濤由吏部郎遷散騎侍郎，舉薦他續任自己舊職。聞聽此事，他慨然寫下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在信中，他倡明自己的人生觀：“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他認為自己的快樂，在於“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誌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若讓自己失去這份快樂，那麼“若趣欲共登王途，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
然而，正是這篇充滿書生意氣的信件，讓司馬昭觀之大怒，禍心驟起，並最終向嵇康舉起了屠刀。
司馬昭此時正在積極製造輿論，將自己打扮成周公，舉著名教的幌子來為篡權奪位做準備。嵇康不但明確表示不與之合作，而且還非湯武、薄周孔，這就是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所分析的：“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的，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嵇康與何晏一樣均為曹家的女婿，司馬昭豈能容他活下去？這棵“岩岩若孤鬆之獨立”的鬆樹，司馬昭早已將之視為必須扔進火爐的一把劈柴。
機會終於來了。這就是嵇康寫下的另一封著名書信：《與呂長悌絕交書》。
呂長悌即呂巽，他和弟弟呂安都是嵇康和向秀的朋友。呂巽垂涎弟媳已久，一次趁家中無人時，將其奸汙，呂安知道後，大為惱火。虧得嵇康在其中調解，兄弟二人之間的抵牾才得以平息。事後，呂巽卻反誣呂安不孝不悌，虐待母親，誹謗兄長。呂安因此係獄，嵇康聽到之後，憤慨異常，為此憤而提筆，與呂巽絕交，並挺身而出，出庭作證。結果，他被牽連下獄。
鍾會適時向司馬昭進讒：“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貌似是鍾會的一句讒言害了嵇康、呂安的命，但誰能說鍾會不是秉承司馬昭之意，像馬融飛章誣李固一樣，出於無奈呢？
其實，不管有無鍾會的誣陷，嵇康都是死定了的。從這點看，呂安其實是受了嵇康的牽連。
公元二六三年，一曲絕世的《廣陵散》彈畢，嵇康與呂安被斬於洛陽東市。
四。
那個與自己一同打鐵於深山的俊逸男子嵇康，沒了。
那位與自己一並灌園於山陽的奇崛男子呂安，沒了。
好友見戮，正直遭戕，那是痛徹在心底的怎樣一份巨大而難言的悲愴？但周圍獠牙環伺，背後屠刀高懸，又使得向秀有憤而不敢言，有怒而不能發，有淚不能恣肆流，隻能向隅獨泣，在夜晚無人時擁被哽咽。
作為生命中最親密的摯友，向秀太清楚嵇康因何而死。
發生在洛陽東市的夕陽泣血一幕，對他以及阮籍，都是一記重重的喪鍾之鳴，裏麵回蕩著來自司馬昭麵向“竹林七賢”，也麵向所有士人的威脅與恐嚇——。
看到了嗎？不與我司馬氏合作，這就是下場！
此時，再來讀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所寫下的那句：“不識物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就有了切中肺腑的驚惕警示之感。
所以，識了物情、明了機宜的向秀，不再堅持他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劌”，而是“舉郡計”，低頭走進了洛陽，走到了那個掌握著生殺大權的凶神惡煞的司馬昭麵前。
此時的司馬昭又是何等得意！看著先前的對手，此時乖乖就範於自己庭下，那咧起的嘴角，眯起的細眼裏，內容無限。
《晉書·向秀列傳》中記錄了這個場麵：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這是一副典型的陰謀得逞、小人得誌後的惡心嘴臉。臉上帶著微笑，話裏藏著揶揄：不是聽說你有伯夷、叔齊那樣采薇首陽、誓不為官的誌向嗎？怎麼現在卻來到了這兒啊？
向秀此時有多尷尬？不知道，但當他雖說巧妙，其實相當泄氣地回答“豈足多慕”時，他的臉會一直紅到腳底板的。
因為，他不是主動欣然前來，而是在一把架到脖頸的刀的逼迫下，走到這裏的，其間的種種自我思想糾葛，百般自我否定與被否定，千番生與死的考量，非常人所能想象。
不獨向秀，嵇康的人頭落地，也讓阮籍為之警醒，不得不收斂起自己的狂放。
阮籍因在曹爽時代辭官歸鄉，所以在司馬家族登上權力寶座之後備受信任，他的蔑視禮法言行，也總能得到司馬昭的諒解與認可，甚至還被其格外庇護。
比如阮籍母喪之時，他在司馬昭麵前飲酒吃肉，何曾就提出過嚴正指責，司馬師卻為阮籍開脫：“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
還比如在司馬昭的酒宴之上，大家都正襟危坐，畢恭畢敬，“唯阮籍在座，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這就是《晉書》所說的，阮籍被“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顯然，阮籍與司馬昭之間已經達成了心理上的一種默契，心照不宣，又彼此會心，所以，阮籍才敢傲然無禮，放任自適。甚至，在司馬昭為兒子提親時，都敢一醉兩個月，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拒絕。
但嵇康之死，卻讓他頓時清醒。公元二六四年，景元五年，司馬昭為篡權作最後一步努力，讓朝廷為他加九錫之禮。這之前，他派鄭衝找到阮籍，要用這位大名士的名號，來為司馬昭寫《勸進文》，代表萬民勸司馬昭接受帝位禪讓，不要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