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複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
正如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所說，何晏如王弼一樣是“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但客觀上，何晏倡導以道家的虛無為本，以儒家的仁義禮樂為末，主張聖人體無，將無為看作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很容易導致重道輕儒，乃至取道廢儒的可怕結局。
更何況，在正始年間，何晏是以朝廷大佬兼民間學宗的雙重身份，活躍於曆史舞台，而且談客盈坐，天下談士多宗尚之。
如此，他受到衛道的儒學家攻擊，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東晉的範寧就對何晏大加撻伐，認為何晏有敗壞綱常、仁義淪喪、擯棄儒教之危：“蔑棄典文，不遵禮度，遊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軟！”
其實，範先生頭巾氣重了。何晏雖然以無為本，援道入儒，但他並非以道否儒，以道滅儒，而是以道救儒，借道助儒。
因為何晏本人並非如範寧所說的那樣，“蔑棄典文，不遵禮度”。
原因之一，來自《昭明文選》卷十一所收錄的何晏所寫的《景福殿賦》。
李善為此賦作注說：“《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頗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
何晏在此賦裏，極盡賦體特有的於頌揚之中盡諷諫勸誡的特點，於賦尾寫道：“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由此賦可以看出，他不僅不“蔑棄典文，不遵禮度”，而且積極勸告明帝遵禮循度。
原因之二，是何晏為尚書時，曾上書魏明帝，諫喻明帝持己以正，遠離佞人。
因此，清人錢大昕在《何晏論》中就為何晏鳴過不平：“昔範寧之論王輔嗣、何叔平也，以為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既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嗚呼！寧之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
錢大昕認為：“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為經濟，以放達為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寧為此強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他的理論根據是，史書中有載，何平叔為尚書時曾上奏明帝：“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可不正則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禦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後世法。”這樣的一個教主上謹慎言行、端正思想的人，怎麼會“蔑棄典文，不遵禮度”呢？
所以，他反問：“嚐讀其疏，以為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尚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
問得很給力。
四。
順著錢大昕的問號接著問下去，立刻使人如入迷宮，疑竇叢生。
——房玄齡等唐人集體編著的《晉書》為什麼沒有何晏的傳記？
——陳壽怎麼在《三國誌》中同樣繞道而走，沒有為何晏作傳？隻是將他附在《三國誌·諸夏侯曹傳》的曹爽之後，寥寥數語，一筆帶過：“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對何晏的整體性描述，除了曹爽本傳中所提，就是裴鬆之為《三國誌·諸夏侯曹傳》所作的注中，全文如下。
《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嚐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
《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嚐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後世之人對何晏的了解與認識，幾乎全部來自這段文字。
先說一下裴鬆之的《三國誌》注。
公元四二九年，南朝宋文帝因陳壽《三國誌》過於簡約，命裴鬆之旁采博拾，為之作注。
於是裴鬆之“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他自道“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結果，不僅注文比正文多出三倍，而且不加選擇地“罔不畢取”。這樣做的後果是，詳則詳矣，然而也使得珠目混雜，真偽一處。學人王通、劉知幾都曾譏其繁蕪，葉適至甚至認為，裴氏“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
裴注《三國誌》所引之書有近二百種之多，這中間主要引用的是兩部史料：《魏書》與《魏略》。
而《魏書》被公認為一部偽史。
因為它的主要作者王沈形跡可疑。唐人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有此記述：“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複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王沈何許人也？就是高貴鄉公曹髦因不願再做司馬昭的傀儡，憤而決定對司馬昭發動襲擊，秘密將此計劃告之的侍中王沈。王沈聽後，立刻向司馬昭告密，因此，在曹髦被殺之後，王沈受到司馬昭重用，官運亨通，被封為安平侯，食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其所作《魏書》，也因一心袒護司馬氏而被公認為一部虛妄之作。
關於《魏略》這部書，《史通·古今正史》說，這是部比較可靠的信史，為魏時魚豢私撰，但《魏略》“事止明帝”，隻寫到魏明帝為止。再回到裴鬆之的這段注中，卻寫到了公元二四九年的高平陵政變，可見，他注所引之書顯然不是《魏略》，此處所引當是《魏書》。
學界普遍認為，《三國誌》的版本和流傳經過極為複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象。那麼，可以斷定，不是裴氏當年筆下疏忽誤將“魏書”寫成“魏略”，便是注本在傳抄途中，被張冠李戴、以訛傳訛了。
五。
這段向來被認為是一代大師何晏生平行狀整體記述的文字是否可靠呢？
答案是：非常不可靠。
裏麵充滿了歪曲、汙蔑、誹謗，讓我們逐段來加以分析。
其實，就連隻顧埋頭搜集資料往上堆積，對之不加分辨的敦厚之人裴鬆之，都感覺其中存在著不可思議之處。所以，他在注後格外加了自己的一段按語。
臣鬆之案：《魏末傳》雲晏娶其同母妹為妻，此搢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媦，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
翻開《三國誌·魏書·武文世王公傳》，可以一目了然：“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後生文皇帝……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尹夫人生範陽閔王矩。”那麼，將沛王太妃所生的金鄉公主故意說成尹夫人所生的何晏的同母妹妹，便有了捏造亂倫之罪的蓄謀。
前文說過，何晏幼而依禮，不但在魏宮之內自畫“何氏之廬”，而且出遊時也不願與曹操諸子“長幼相次”，注中所言“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便成為無稽之談。
注中又言：“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何晏娶金鄉公主不假，但何晏好色則聞所未聞，即便是在隨意置筆，於史實並不考究的《世說新語》裏也沒有類似的片言隻語。
“及明帝立，頗為冗官”，這句話與曹爽本傳中那句“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鹹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複進敘，任為腹心”都在意圖指明，魏明帝時何晏因清談被抑黜，處於冗官之閑位。
《三國誌·魏誌·明帝紀》中確實有載：太和四年，明帝以“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對浮華不務道本下詔禁止，也確實有人因此遭到免官。
在《三國誌·諸葛誕傳》、《世說新語》中，也都提到了此時同聲歡氣、共相題表的“四聰”、“八達”、“三豫”不務道本之人如夏侯玄、諸葛誕，鄧颺等，但沒有一處提到過何晏。被士林宗之、影響極大的何晏如果廁身其中，不但不會被隱去，還要排在前麵才對。
同時，據《三國誌·魏誌·明帝紀》載，魏興建許昌宮，起景福殿，魏明帝行幸許昌，均在在明帝太和六年。而何晏所作的《景福殿賦》就寫於此時，且是受命而作，“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可見，何晏此時不但沒有被抑黜，“頗為冗官”，侍立在明帝左右，而且位置頗為顯要。否則寫賦唱頌歌的大任，不會讓何晏去做。
“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則更是一句扯淡話。宋人彭淵材詠海棠：“雨過濕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後句說的就是何晏皮膚白皙完全出自天生，而非敷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