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能據此完全否定王肅的學術價值。清代的馬國翰在所輯《論語王氏義說》序文中公允地說：“肅好攻駁康成，往往強詞求勝，前儒多非之。然其說如管仲不死糾難，以為君臣之義，未正成實有特識。乃知古人拔幟自樹一壘以與往哲決敵者，夫豈漫無挾持哉？”
六。
一個學者的腳步能走多遠，不光與天分、才幹、學養有關，學術路數有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皮錫瑞在其《聖證論補評·自序》中說，王肅攻擊鄭玄，“必假聖訓乃足以奪其席”。抬出孔子，請出子思，甚至搬來孟子、荀子為自己助陣，這當然沒什麼不好。問題是，王肅為此不惜使出偽造儒家經典的方式，借孔子之口說自己之話，拉大旗作虎皮，這就比較可笑了。
這很像餘秋雨在《十萬進士》中所講的那個笑話。
一個胸無點墨的考生，在答卷時為顯得自己懂得典故多，學問深，將自己前來考試路上，看到的一個村口有兩棵槐樹，中間有口井，生生杜撰出“自兩槐夾井以來”這麼一句，閱卷的考官，看到此處，也陡然一驚，以為是自己不知道的典故，便給予好評，將之取為解元。
王肅沒有這麼幸運。因為現實總比民間傳說靠譜。
可以理解王肅這麼做的良苦用心。
東漢末年，三國紛爭，群雄逐鹿，隨著漢中央政權的名存實亡，曾經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也漸漸淡出，不再讓人對之信奉。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上台後推行的九品官人之法，又徹底堵上了讀書人憑借經學入仕的道路。加之兵燹四起，禍害接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嚴酷的生存環境使得士人於絕望之中開始厭世，道家思潮順勢而入，很快風靡，大有取代儒學之勢。楊樹達在《漢代老學者考》中統計，當時研究《老子》見諸史集的有名有姓之人就多達五六十家。
儒學，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
正是基於這種危機感，王肅意欲重振儒家昔日雄風。
他清楚知道，無視現實，無視道家學說的興起，隻在儒學框架之中尋求儒學的擺脫困境之路，已不可能。隻能順應形勢，援道入儒，改造儒學。
荀子、揚雄、王充都曾這樣做過，而且均起到了振衰起弊的效果。王肅也想這樣。
但前者宗師們，是將老子的有益於儒學的樸素主義自然觀請入儒家思想體係之中，豐富並完善儒學。如揚雄就說過，“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法言·問道》）。王肅所取的恰恰相反，是老子與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相悖的無為觀。
油水不融。
如果硬要將油化入水中，那麼隻能加入乳化劑。王肅所用的乳化手段是——篡改經典。
於是，他煞費苦心地編纂了《孔子家語》、《孔叢子》，用紀實的筆法，讓躺倒的孔子、子思們重新站起來，說王肅想說的話。
為了將道家思想名正言順地拉入儒家學說體係，他先要將老子立為孔子之師，借此為儒道合流尋找依據，進而用道家無為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
孔子曾訪問過老子，兩位文化巨人有過跨世紀的會晤，史書中有此一筆。
王肅將之大力渲染。在《孔子家語·觀周》中，他頗為形象生動地編造了孔子受教於老子前前後後的具體場麵，而且還身臨其境，讓孔子講了很多對老子佩服、讚歎的話。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確立了道家為儒家師之後，王肅接下來用道家無為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
在《孔子家語·大昏解》中，他讓孔子親口說：“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經過孔子之口說出，從而老子的天道便混入儒家的天道，“無為”觀名正言順了起來。
於是，這種思想便進入了他的治理國家理念之中。
“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叢子·抗誌》）告訴皇帝如果能去掉利欲之心，名譽之念，那麼就會利心於外。
在《孔叢子·雜訓》中，他又借子思之口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告訴君王，利欲原屬人的正當需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無為而治的君王應該盡量順應人們的欲望。
繼之，他用老子的思想來重新解釋孔子的“禮”，而且讓孔子自己說出。
“誌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誌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從而，老子的天道觀鳩占鵲巢，成了孔子的道德觀。
七。
身處儒學被圍困之時，出於對儒家經學沉淪的考慮，王肅以高度的個人文化自覺，希望通過一己之力，挽救頹勢，以道援儒，通過改造儒學，使得儒家學說重居顯要學術地位。
這無疑是積極的。
但他不惜偽造經典，生硬借搬道家學說，更假借聖人之口予以理論上的支撐，卻對儒學帶來了莫大的傷害。道家無為思想的注入，不但無助於儒學的振興，而且對玄風頓起的東漢末年學界起到了揚帆添力的作用。不僅沒有使儒家經學再現昔日榮光，反而於不自覺間成為兩漢經學的送終人。
由此，他也走向了自己最初意欲抵達的相反方向，而且越走越遠。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
他在無為而治思想下派生的“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等論斷，因深深符合了正暗自積攢力量，向曹魏王權虎視眈眈，尋找機會圖謀不軌的司馬集團的現實政治需要，使得王肅所注群經深受司馬氏歡迎，並被立為官學，在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有著巨大的影響。
公元二五六年，魏甘露元年，司馬昭此時已全麵操控曹魏軍政大權，高貴鄉公曹髦徒有天子虛名。
十六歲的曹髦有著極好的學問，他到太學與諸儒探討經義，當談到《尚書·堯典》時，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雲：‘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
主張鄭玄之學的曹髦，認為堯是效法天，不應該是王肅所說的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但博士庾峻卻堅持說“肅義為長”。當曹髦又用孔子“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來反駁時，張口結舌的庾峻雖知理屈，但仍然“奉遵師說”。
從中不難看出王肅學說的影響力在當時是何等之大。當然，更可以通過對經典的不同解釋，看到帝王與儒生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帝王仍然在強調“天命”，天命不可違，要大家順天之意；而儒生卻接受了王肅的思想，“順考古道而行之”，要效法前世的樣子。
這中間隱藏的潛台詞是：前世的漢獻帝將漢家王權禪讓給了曹丕，那麼主張效法前世的王肅，其實已經為司馬家族從曹魏集團手中接受政權，在理論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果然，司馬家族通過三代四個人的不懈努力，於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效法當初的曹丕，一番假得不能再假的推讓之後，誌得意滿地受禪，改國號為晉。
王學受到重視，並被立為官學，從本質上說，不是儒學的勝利，而是司馬氏看到恰合己用，可以為自己將來篡位掃清人們觀念障礙的工具。
在敦煌莫高窟的第九十六窟，至今有一尊高達三十五米的彌勒佛像，慈海永航，法相莊嚴。塑像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曆史故事。
自唐高宗以後，武則天實際上已掌握朝廷大權，並於公元六八三年臨朝稱製，中宗以後的幾個君主全為傀儡，但她迫切希望自己登上女皇寶座，隻是苦於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的阻撓。
薛懷義投其所好，及時獻上《大雲經》，經裏記載女主統治國家，最後成佛。於是，一部《大雲經》打破了封建正統觀念和世俗男尊女卑思想，為她取得帝位的合法性製造了必備的輿論。公元六九〇年武則天稱帝，上台後即敕令兩京（長安、洛陽）、各州興建大雲寺，專塑彌勒，並總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講解《大雲經》。
公元二五六年，王肅病逝。
死後，他被司馬昭授意下的朝廷追贈榮譽稱號：衛將軍，諡景侯。個中原因，大概正如武則天塑彌勒一樣是出於賣力之後的賞賜。
一方麵是儒學的捍衛者，另一方麵是儒學的掘墓人，他以雙重扮相，在儒學發展史中留下了自己碩大而變形的身影。
也許，就像他以儒宗自認，卻偏偏生下了個不學無術，隻知與石崇鬥富炫奢的兒子王愷一樣，都是一萬個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