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曾評價三人：“乃一代之偉人，後世殆難繼矣。”
有意思的是，鍾繇之子鍾毓，華歆之子華表，與王朗之子王肅一樣，均當過散騎黃門侍郎一職，由此可見散騎黃門侍郎絕不可小覷。《三國誌·崔林傳》引《魏名臣奏》就說：“今便已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旨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曆散騎，然後出據州郡。”
先擔任散騎黃門侍郎，然後就可出據州郡得到大用，這個政治跳板自然非其表麵的五品職銜可以框定。
事實的確如此。公元二二六年曹丕死後，魏明帝曹叡嗣位，王肅迎來了自己仕途上的春天。
一路春風駘蕩，一路山花爛漫。公元二二九年，王肅一躍而為散騎常侍，兼任秘書監，崇文觀祭酒。
但在這貌似鶯歌燕舞、拂綠穿花的春光之行中，卻處處暗藏著陰險，布滿了玄機，一步不慎，就有可能跌入萬丈深淵。
因為，從曹爽、司馬懿二人同時成為曹芳的顧命大臣開始，一場以曹爽為代表的曹魏集團與司馬家族之間的角逐已經暗自拉開。或者可以說，此時，老謀深算的司馬氏父子已經做好了鳩占鵲巢的種種準備，包括他裝瘋賣傻，包括他隱忍病退。
王肅不會不清楚其間潛伏的種種險惡。但他沒有退縮，而是在認真權衡局勢之後，頗有遠見地自我選擇站隊——不顧曹氏家族對王家夫子的知遇之恩，勇敢投身到潛力股司馬集團之中。
身處“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的大環境，又深受乃父政治投機影響的王肅，在公元二三一年，將女兒王元姬嫁給了司馬昭。
這種政治聯姻，如同係著兩隻螞蚱的一根線繩，使得王肅必須心係司馬集團，否則就可能帶來殺身乃至滅門之禍。
事實上，從曹芳公元二三九年即位後，王肅已經作為司馬集團中的重要一員，受到曹魏集團的清算。
公元二四〇年，曹爽先發製人，於朝廷之中排擠司馬氏。伴隨著司馬懿去官，王肅則被外放為廣平太守，之後被征還，為議郎。此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人。王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王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複稱說邪！”曹爽聞之，為此當麵斥責何晏等說：“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可見，王肅雖然此時處於曹氏集團對立麵，但依然被曹爽重視之程度。
當然，從中也更可見曹爽的無謀、少識與糊塗程度。麵對這樣一位豬一樣的對手，司馬懿東山再起，趁曹爽出城，發動政變，一舉剿滅對方，就成了一種曆史的必然。
曆史是這樣走的。
公元二四九年，司馬懿掌權。史書中沒有王肅在高平陵政變中的記述，但他一定做出了自己應盡的貢獻，所以，王肅很快被司馬懿擢升為太常，次年榮升光祿勳。
公元二五四年，司馬師廢曹芳，改立傀儡曹髦為帝。在這個重大政治事件中，王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可見其在司馬集團中所占位置之重。
公元二五五年，司馬師死，司馬昭繼任為大將軍，他將以最後勝家的姿態來接管曹家江山，並收拾三足鼎立的天下，歸於一晉。
此時，作為天下一哥的老丈人，王肅心中應該一定感慨萬千。
四。
如果說王朗委身事吳，大節有虧，但他在最初還有“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的起而迎敵、報效漢室的姿態，最後是在孫策強大武力的鎮壓下，為求全而失節。
王肅就不同了，從曹操到曹丕、曹叡，曹氏政權始終對王家父子厚愛有加，尤其是曹叡，對王肅格外重用。明帝太和年間，他更是擔任散騎常侍，參與內廷機要，並兼領秘書監、崇文觀祭酒，為曹魏政權之中負責文化意識形態方麵的重要人物。
但後來，王肅卻果斷站立於推翻曹魏政權的司馬陣營中，並為之推波助瀾，搖旗呐喊。從這點看，王肅的人品實在比乃父更等而下之。
投身於司馬集團之名士多為喪失道義、見利忘義之輩，向來被人詬病。房玄齡著《晉書》時，就痛斥賈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荀愷則是“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勖、賈充之間”。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裏，對投身司馬集團的士人挨個點名，逐一批評，對之不屑之極：“賈充、任愷、馮勖、荀忱、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嶽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
很奇怪，怒氣衝衝的他們，都沒直接罵王肅。
陳壽評價王肅：“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大名士劉寔說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也均沒有對王肅的人品給予鞭撻。也許，是王肅死於公元二五六年，而此時的司馬師還沒有篡魏，他雖為晉黨，未為晉臣的緣由吧。
但我想，更深層的原因或許在於王肅當時在知識界的巨大貢獻與崇高聲望。
多年烽火蔽日，戰亂頻仍，造成了經學式微，典籍散落，學術大範圍荒蕪。《三國誌·魏誌·明帝紀》中魏明帝就說：“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統治者從自己的立場上已經為儒學失繼表示了深切的擔憂，以為往聖繼絕學、替萬世開太平為己任的儒家經師們，其焦灼不安心態更可想見。
王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站了出來。
可能與自己主管意識形態的本體角色有關，他認為要治理國家，就不能離開儒學經典作為支撐力量。所以，麵對日漸衰微的經學，他一方麵兼容眾家，一方麵力排成說，先後為《尚書》、《詩經》、《論語》、三《禮》、《左傳》等經典作注。
《三國誌·魏書·王肅傳》說：“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製、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征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其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
而從《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所輯的他的十五種二十一卷著作來看，王肅可謂著述浩繁，是繼鄭玄之後又一位遍注群經的大家。
最重要的是，王肅所注眾經全部被列入官學。學界淺薄者流向來以為，這是由於王肅沾了女婿的光，是位高權重、不可一世的司馬昭作用使然。
其實，恰恰相反，是王肅的學說迎合並滿足了司馬集團的現實政治鬥爭需要。這就像馮友蘭的哲學史自延安時期就獨霸大陸學界天空，讓跑到台灣的傅斯年等學人對之大搖其頭。
學術明星有時和娛樂明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誰最為耀眼，誰最快躥紅，靠的不是閃光燈下的本人實力，而是他背後的擁躉究竟是誰。
五。
王肅學說的全部使命似乎隻有一個，那就是反駁鄭玄。
他在《孔子家語序》中說：“鄭玄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誌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歎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不得開而辟之哉？若無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胡論製度，皆據所見而言。”
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為疏通壅塞，清理枳棘，所以我來了。
鄭玄打破今古文經界限，遍注群經的同時，因兼取眾本，確實存在錯亂今文經典家法與師法，而且時有抵牾之處，存在曲解聖意之嫌。王肅捋袖而出，重塑經典的方法，仍是前輩儒之大者們常用的手法，即搬出原典，從源頭上厘清前輩所說之誤。
但問題是，王肅過於熱衷反駁鄭玄，甚至到了為反駁而反駁的地步。
比如《禮記·檀弓上》中說：“孔子少孤，不知其（孔子之父）墓。”鄭玄對此注解為：“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恥焉，不告。”這本是句無關痛癢的平常陳述之句，王肅卻硬是說“無此事，注記者謬”。他認為：“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這就將一件簡單的生活瑣事上升到了道德層麵進行討論。
還比如《禮記·祭義》中有“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鄭玄注解為：“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王肅對此氣憤地指責說：“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這就有點泛道德化的上綱上線味道了。
鄭玄之學彙今古文經於一體，雜取各家之長，時常會用今文觀點解釋古文，或以古文觀點注解今文，不免使得本就彼此存在觀點差異的今古文經典，在其注下，前後多有矛盾，時時存在抵牾。
王肅反駁鄭玄，正該拿起當年鄭玄反駁何休所用的利器，如何休所說的“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以今文觀點攻鄭氏今文注解之誤，以古文觀點擊鄭氏古文闡釋之偏，使得絲線分離，各歸其正才對。
但王肅卻走錯了路子，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說：“肅嚐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顓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複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
這很尷尬，王肅反駁鄭玄，卻使得鄭玄之學更為大倡。
那麼，聖人之門，隻能更加“方壅不通”，孔氏之路，也隻有更為“枳棘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