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神話中，有個頗為淒婉的故事。
俄耳甫斯為了救被毒蛇咬死的妻子歐律狄克而來到冥國，他美妙的歌聲終於打動了冥王，於是被允許帶妻子回到人間，但同時得到警告：路上，不要回頭。結果，在即將爬出地獄那刻，興奮的他不自覺回望了妻子一眼，歐律狄克片刻間墜入萬劫不複的地獄。他自己也因此鬱鬱寡歡，最終身首異處，在自唱的挽歌裏緩緩沉於大海。
發乎真願，出於赤誠，本為挽狂瀾於既倒，結果卻倒行逆施，事與願違，這樣讓人扼腕的例子，在兩漢末年就分別發生在兩個王姓之人身上。
一個是政壇上的王莽。
麵對漢成、哀帝之際百姓生活凋敝，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的岌岌可危局麵，王莽高舉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禮》為理論依據，以“先王之製”為模板，全麵改造社會，以期一掃西漢末年的種種積弊沉屙，希冀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實現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社會。但他最終因食古不化、膠柱鼓瑟，使得天下潰爛至極，混亂至極，潦草地結束了一個鬧騰的時代，同時也將自己送上絕路。
另一個是學界的王肅。
針對鄭學興而百學消的局麵，以及古今雜糅家法的鄭玄之學不可避免地帶來的義理相悖，讖緯怪異附會經說，給純正的儒家學術帶來的一些舛誤與漏洞，王肅以貫通今古文經學之能，追溯原典，起而校枉，意欲重振儒家雄風。但他卻劍走偏鋒，不惜用偽造經典的方式攻擊鄭玄，假借孔子之名兜售自己的學說，結果使自己成為兩漢經學的執幡送終人。
開山者的身量固然高大，斷送者的背影同樣不可小覷。打量他，有著更為宏闊的文化史意義。
宋代詩人衛宗武在《偶成》中寫道：“平生夢不遇邯鄲，學道求仙興已闌。旋改詩編入新刻，重尋琴譜發清彈。不慚晚境為寒峻，翻笑當年慕勢官。誌業無成年及耄，那知身反誤儒冠。”
於王肅，確實“旋改詩編入新刻，重尋琴譜發清彈”，但他的晚景卻並不寒峻，而且無論在學問還是仕途上，其誌業也愈老愈成，但“身反誤儒冠”是成立的。這種“誤”有著濃鬱的歪打正著、無心插柳的意味。
也正是因為他篡著經典，援道入儒，開啟了儒學向道學靠攏之路，成為後來正始年間的玄學興盛的重要過渡，為漢學向魏晉學術風氣轉變的首位先導。
一。
東漢末年，由於宦官與外戚交替專權，相互霸政，彼此屠殺，加之桓靈之際的黨錮之禍，終於引發了黃巾大起義，漢家王室由此一步步走向窮途末路。
與此同時，四海豪強並起，八方諸侯擁兵自重，各霸一方，相互殘殺，彼此吞並，競相覬覦王權。從公元一九〇年董卓廢漢少帝，立漢獻帝，經過三十多年弱肉強食的血腥廝殺，天下最後形成以曹魏、劉蜀、孫吳軍事勢力對峙抗衡的三國鼎立局麵。
王肅就置身在這個嘈雜紛擾、陰霾遍布、罡風烈烈的大動亂時代。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郯城人。公元一九五年，漢獻帝興平二年，因父親王朗時任會稽太守而生於會稽。
此時的天下，更像雨季來臨的亞馬遜熱帶雨林，各種凶猛動物蠢蠢欲動，蛇蟒伺機，鱷魚潛行，兵燹四起，亂作一團。
但相對於苦命的漢獻帝，這個躺在會稽太守府內院裏的嬰兒已是幸運至極。就在這年，十五歲的漢獻帝被李傕燒宮殿，掠宮人，開始了他終其一生被人挾持、任人牽頸亡命奔波的傀儡帝王之路。
大廈將傾，作為末代帝王，像承平年代裏的皇帝那樣養尊處優、一呼百應，已然完全不可能，現實賦予他的，隻有丟棄尊嚴，放下身段，在無情的時代潮流裹挾中隨波逐流，載浮載沉。如果他感情豐富一些，頂多再蘸淚寫些李煜“往事知多少”的淒楚小詞，或像崇禎女兒發些“奈何生於帝王家”的慨歎，剩下的，隻有被時代推推搡搡，在曆史中踉踉蹌蹌。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偏安一隅的會稽，很快也被席卷入這場殺聲盈野的軍閥混戰之中。
公元一九六年，袁術攻打劉備奪徐州，曹操詣洛陽挾漢獻帝遷許，孫策則在是年攻取會稽。
通經博文且明於世道的太守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結果，被孫策大破，逃到東冶後被俘獲。
《三國誌·魏誌·王肅傳》引《魏略序》說：“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
一句“儒道尤甚”，道出了士林的諸般尷尬。
相對此前表現在東漢清流黨人身上的諸多持正不屈、慷慨就死、為國赴難的磊落節操，此時在士人身上已然不見。長期的王權旁落，朝廷昏庸，邪佞當道，輿論鉗製，文人遭錮，都使得漢王朝在士人心中漸漸失去威信。
大多數士人在經曆了長久的猶豫彷徨與痛苦思索之後，漸漸淡漠了家國概念，放棄了原本堅守的儒家以身成仁原則，走向了順應時勢、明哲保身的價值之路。其間，他們艱澀的心路曆程，也許隻有老舍《茶館》裏常四爺那句著名的台詞可以闡發：“我愛大清國，可大清國愛我嗎？！”
這便是王朗被捕後，沒有為漢王朝守節盡忠，而是選擇屈身事敵，立即投降的原因。《三國誌·魏誌·王朗傳》引《獻帝春秋》記錄下王朗投降後的哀聲告饒：“朗惶恐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慚懼。朗愚淺駑怯，畏危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吏。身輕罪重，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吒聽聲，東西惟命。”
也許因為這段發自肺腑的話讓孫策惻隱之心頓起，也許是因為王朗在士林中久負盛名，小霸王不願沾染害賢的惡名，於是“詰讓而不害”。
自然，含著奶嘴無憂無慮的王肅，於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跟隨父親在亂世裏選擇政治大樹，納涼祈福。
公元一九八年，建安三年，招攬賢俊的曹操征召王朗，拜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過了三年流移窮困、朝不謀夕日子的王家父子，終於投入了一個結實的政治懷抱中。
王朗的變節投機所起的示範作用是強大的。比如同時期的豫章太守華歆，在孫策攻打豫章之時，他首先的反應也是效忠漢室，選擇奮力反抗，但功曹劉壹勸他：“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眾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華歆聽罷，立即投誠。
那麼，成長於顛沛流離末世，深受乃父影響的王肅，在成年之後慨然不顧王道，拋棄儒家情懷，投機於司馬氏政治集團，就找到了孕育的溫床。
二。
可以說，王朗自投入曹魏集團之始，便仕途亨通，一路扶搖直上。
先是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時，又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到公元二二〇年正月，曹操死後曹丕即王位，他再次遷升為禦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同年十月，曹丕稱帝踐祚後，又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有這樣的父親做依靠，在四海蕩覆、萬國殄瘁的東漢末年，王肅自然有著絕大多數少年難以想象的幸福生活。這給他少年時期靜坐書房，博讀群經，提供了一個絕對安穩舒適的環境。
更何況其父王朗，本身就是一位“以通經，拜郎中”的飽學名儒，而且直接師從著名大儒楊賜。楊賜，不是別人，其爺爺楊震，父親楊秉，皆為一時大儒。楊賜少傳家學，篤誌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
幼承家學的王肅，在父親的影響下，深刻掌握了屬於今文經學的楊氏家學。同時，他自己又“善賈、馬之學”，崇拜古文經學家賈逵、馬融的學說，這又使他深得古文經學的營養，在學養上今古兼收，二學並采。
十八歲時，王肅又向宋忠學習揚雄的《太玄》。
宋忠，東漢末年大儒，曾受命與綦毋闓（字廣明）共同編撰《五經章句》，為漢末魏晉時期律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後來因替劉琮向曹操上降表，路過新野時死於關羽手中。
揚雄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結構上與《周易》有著本質的區別。
《太玄》和《周易》雖然都認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認為天道並非不可認識與把握。
劉歆曾對揚雄說，《太玄》太深奧，百年後可能要被人蓋醬菜缸了。王肅的出現，不僅反擊了劉歆的揶揄，更印證了張衡之判，“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關於王肅學《太玄》的經曆，《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還有另一說法：“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到底是跟老師宋忠而學，還是跟父親王朗而學，這個可以暫且不論，有一點確鑿無疑，那就是接觸到《太玄》的王肅，立刻為其精深思想所吸引，不僅認真研讀《太玄》原著，而且，“更為之解”，對書中的鴻蒙難解之處重新給以自己的闡釋。
對《太玄》的深研與傾心，決定了王肅一生的學術走向。
當年，張衡因迷醉於《太玄》而援道融儒，他所取的是揚雄學說之中的老子樸素主義自然觀，因而最終使他反對迷信神怪，堅持自然科學立場來抨擊讖緯，成為一個卓越的自然科學家。
王肅也因欽服於《太玄》，同樣援道釋儒，但他所取的卻是揚雄學說之中的道家無為而治思想，因而最終使他走向以老莊理論偽托為孔子所說，成為一個謬托聖言、造假販私的儒家標新立異者。
同樣一塊麵包，被不同的胃消化後，會產生不同的吞食效果。
三。
與此前鄭玄畢生不仕，將人生的全部歲月悉數交付給學習與探研，在披經讀史、覽子觀集中沉澱並豐富自己不同，王肅因父親的緣故，很早就步入了權力階層。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位。新朝之中，王朗貴為禦史大夫。翌年，踩著父親肩膀的二十六歲的王肅，便進入曹魏政權集團，擔任散騎黃門侍郎。
在《三國誌》中，王朗、華歆、鍾繇三人被列於一傳之中，這不僅僅因為三人同樣才華炳煥，俱負雅望，更重要的是在袞袞諸公環立的魏闕，他們三位最為曹丕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