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腐朽沒落的時代在瀕臨結束之際，總會有兩個非同尋常的身影在此時出現。
一個是誌懷高遠的赳赳武夫，他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悄悄從人群裏走出來，登於高崗，振臂一呼，從而應者雲集，大地顛簸，最後以排山倒海的巨浪，將舊王朝湮滅，讓自己英姿勃勃的身軀，映照於他所開啟的新時代曙光之中。
另一個是秉持道義的羸弱文人，他對耳邊的尖銳呼嘯充耳不聞，對自己的生活遭際不屑一顧，以一個文化拾荒人和學術整理者的身份伏下身去，搜羅爬剔，撿殘拾碎，校枉正疑，救敝補闕。最終，於舛誤矛盾中打理出一派協調，在紛繁擾攘裏控弦定音，他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與卓絕成就，給那個學術時代樹起最後一座文化巨擘的豐碑。
給戰國時代打上句點的，是荀子。這位先秦最後一位儒家宗師，棄其所蔽，揚其所見，綜合百家，融會貫通，重建龐大的思想體係，贏得梁啟超讚譽：“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
給兩漢儒學拉上帷幕的，則是鄭玄。
一。
鄭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人。生於公元一二七年，死於公元二〇〇年。
鄭玄兼錄異文，融會眾說，遍注群經，考訂疑誤，對兩漢以來的學術成就進行係統整理。在考鏡源流、厘析篇帙中，平息了兩漢以來今古文經學長達二百多年的紛爭，將眾論翕然歸之，不複舍此趨彼，終成在當時定於一尊的蔚為大觀的鄭學。“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作者範曄如是說。
鄭玄的曆史影響，遠不止其學術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他在亂世中始終堅守清貧，拒絕出仕，獨舉高標，始終以文化學者的身份傲視權貴，謙恭自牧，也為後世的中國讀書人巍然樹立起一個仰望而欽佩的人格高度。
如果可以送他一幅挽幛，這樣幾個字庶幾可以匹配。
肩挑兩漢，息罷今古，定學術於一脈；身範魏晉，楷模士人，布隱逸於學林。
梁啟超寫過一篇《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如果讓他來寫公元二世紀中國的人文淵藪，他一定不會忽略了這裏：山東。
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以魯為核心區的山東一直是中國的人文淵藪。公元二世紀的漢末，從廣義上講仍然是這裏，從微觀看，它的核心區向東南稍稍偏移。
作為兩漢“公羊學”殿軍，以“張三世”學說上承董仲舒之意，下啟近代維新變法的何休，就出生在山東任城，今魯西南濟寧。鄭玄，北海高密人，今天的魯東南高密市。
兩個人的學術身量，構成了這片區域的學術高度。
正是這兩個吃著餅卷大蔥長大、操著同樣濃重山東口音的漢子，同時馳騁在東漢末年的學術牧場，彼此苦學，彼此著述，彼此駁難，又彼此尊重。他們的聯袂出現，使得政治天空陰雲密布、氣息奄奄的東漢王朝，卻在學術天空別開生麵，呈現出一派秋風送爽，萬裏無雲的湛藍晴空。
他們太相近了。
何休出生於公元一二九年，鄭玄出生於此前兩年的公元一二七年。
與何休有個官至九卿的少府父親相似的是，鄭玄有個做尚書仆射的祖爺爺，就是那個在西漢末年勇敢向漢哀帝同性戀小朋友董賢作鬥爭的鄭崇。隻是，到鄭玄出生時，鄭家家道已經完全衰落，有點像“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的揚雄。
所以，鄭玄不會有何休少年時“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的可能，他隻能遠學孔子（因家貧，孔子嚐為委吏、乘田，支撐家用），近學劉秀（因家窮，劉秀為太學生時，曾與人合夥買驢，在洛陽做拉腳生意賺取生活費），以工助家，工讀相間。
《後漢書·鄭玄列傳》記錄了他從少年到青年時期的全部經曆，這是幅標準的貧寒學子求學圖。
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嗇夫，《漢書》裏解釋說：“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
為了生活，人們四處奔波，年輕的他不得不擔任“鄉嗇夫”這個鄉級基層幹部職務。但他卻深深厭惡著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更喜歡沉湎於書籍之中。於是，隻要得閑回家，他就常常跑到當地的學官那裏，探討學問，求知問疑，無為吏之誌。
有關於他性格上的內斂不事張揚，《鄭玄別傳》有記：“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誌，不在所願也！’”
他的無心為吏，不同於上蔡倉吏李斯，李斯是對現實職業過於卑微的強烈不滿，希望通過求學獲得禦帝王之術，從而賢達於世。鄭玄則是出於一個學人天生對學習的喜愛與欽敬，由之產生的對俗務的極端排斥和拒絕。
培根說：讀書時，我們與智者交談；生活中，我們通常與愚人交談。
不喜歡與愚人社會周旋的鄭玄讓父親氣惱異常，但鄭玄一心向學，斥責與婉勸均無濟於事，父親隻能在一次次粗重的歎息之後，最終以無奈的神情聽其自便。
那失望的眼神，應該如同伏爾泰的父親，本來希望出生在富裕中產階級家庭裏的這個兒子，長大以後走上神甫之路，或做個本分的法官，但伏爾泰不但對法學嗤之以鼻，而且對神學天生反感，卻隻對百無一用的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
杜荀鶴詩雲：“此身雖賤道長存，非謁朱門謁孔門。隻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老實巴交、安分守己的中西兩位父親，他們永遠也不會懂得“非謁朱門謁孔門”的道理所在，但他們有著共同的好處，即在勸說無用之後，絕不用自己的狹隘思想綁架兒子，而是盡己之能，成全自己雖不能理解但兒子堅持要走的人生方向。
於是，鄭玄終於可以一路向西，來到洛陽，在太學中受業。
二。
知識能夠改變命運，但享有知識有時更需要命運。
就像公元一九九一年攝影記者解海龍在偶然之間，將一個伏在課桌上渴望求學的“大眼睛”女孩攝入鏡頭，從此，希望工程改變了蘇明娟的一生。
貧家子弟鄭玄得以遠赴洛都，進入中央大學學習，得益於一個人的大力襄助。
他就是與宦官集團勇敢鬥爭的清流集團代表人物，在黨錮之禍中與李膺並稱為“李杜”的杜密，時任北海太守。
範曄在鄭玄本傳中漏掉了這該交代的重要一筆，但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有記載：“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誌。為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征，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奸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可見，他能夠到太學受業，完全是愛才惜才的杜密在“鄉嗇夫”位置上發現他天資聰穎、卓非凡器之後，為他安排郡職，以此俸作學資，鄭玄才能迤邐西行，負笈求學。
鄭玄在太學之中，先師從今文經學博士第五元先，於是對京氏《易》、《公羊春秋》兩部今文經學經典融會貫通，後來還對不屬於學習範疇的劉歆的《三統曆》及周公所撰《九章算術》等天文曆算典籍進行了深入探研，同樣爛熟於心。
尤為可貴的是，在極為講究師法與家法傳承的東漢時期，作為今文經學的門徒，鄭玄不但沒有固守師法家法，甚至還翻今文經學圍牆而出，跨進被今文經學派視為異端謬說的古文經學門庭，跟隨古文經學家張恭祖學習《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及古文《尚書》。
麵對學問，鄭玄總是懷著極度的饑餓感。從洛陽太學走出，他又遊曆在三輔之地，四處遍訪名師，執經問難。經過十餘年的遊學，鄭玄已經成為一個遍曉群經的學問高深的經學家。
高到何種程度？連謙虛的他自己都認為“山東無足問者”，崤山以東的廣大平原上，再沒有可向之討學問教的人。
那該收拾行裝，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了。
不。因為鄭玄早就向往那間遠在長安扶風的課堂，那裏麵端坐著他一直仰慕的當世通儒——馬融。
巴爾紮克說過，人生最美好的主旨和人類生活最幸福的結果，無過於學習。
帶著這種快樂，他西入長安，通過朋友盧植介紹，謙卑地做起了馬融的學生。
說學生並不準確，其實，隻是個頗受歧視的旁聽生。
馬先生講課的排場很大。《後漢書·馬融列傳》載：“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雖然早年畢業於太學，盡管在河洛之地名聲大噪，但在馬融這間私人學堂裏，鄭玄還實在屬於無名之輩，隻配搬個板凳坐在絳紗帳外，像坐在劇場後排的觀眾，不是在聽，而是影影綽綽地看馬先生在堂上說著永遠也無法聽到的金玉之言。“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嚐怠倦。”
在這裏求學三年，卻始終被拒絕在紗帳之外，與老師連次麵都見不上，隻是由學習成績優秀的同學來傳授指導，這無論如何都會讓一個學人感到恥辱！更何況，此時的鄭玄已是一位淹貫經史，飽學到“於山東無足問者”的中年學者。但鄭玄不僅沒有憤然而走，甚至心無怨言，日夜誦讀，未嚐倦怠。
在一次召集學生門徒探討圖讖緯書象理時，馬融聽說有個叫鄭玄的學生善於算學，便將鄭玄招到樓上，師徒終於麵對麵會晤。鄭玄趁機向老師詢問了很多久積於胸的未解疑難義理。
學生高質量的提問，總能在高水平的老師那裏得到會心一笑。
《論語·顏淵》中，樊遲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問道：“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充滿激賞地說：“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原因就在於“舞雩”這個場所有著特殊的曆史寓意。魯昭公被三家攻打逃往齊國這年，《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中記載：“有鴝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對其解釋道：“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可見，“雩”是對季氏打跑魯昭公史實的曲筆。樊遲問孔子之時已是魯哀公執政，季氏仍然權傾朝野，而哀公也有逐季氏之心，樊遲與老師遊舞雩台之時，自然在這凝聚著一段深刻曆史的所在，引發了自己現實的考慮，所以，有此曲折微隱之問。與弟子心有靈犀的老師，這才會對樊遲誇讚：“善哉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