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曾歎息：對任何一個正直的人來說，人生都是苦難的，但假如一個正直之人生活在一個混賬的世界，這份苦難於他則更是變本加厲。
漢和帝劉肇之後的東漢社會，在宦官與外戚集團長期慘烈的彼此構陷，相互打壓，競相培植黨羽，操控朝政下，已陷入一派乾坤失清、災難重重的黑色恐怖之中。
暮年的張衡，深感閹豎當道，朝政日非，豪強肆虐，綱紀全失，俟河清乎未期，無明略以佐時，對現實徹底絕望，以歸隱田園的傲岸身影，寫下“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來與麵前這個深為厭惡的世界永訣。
晚歲的馬融，麵對這個豺狼當道、是非顛倒、禍從天降的世界，將世間萬千景象均化為心中的彷徨無著，漸次衝破禮法道德的禁錮，走向“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的蔑視禮法、任誕放達之路。
但，他倆還是幸運的。
張衡死於公元一三九年，他已無暇看到外戚梁冀的橫行不法、飛揚跋扈，也不會經曆公元一五九年在宦官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協助下，漢桓帝劉誌對梁家的反攻倒算，進而，宦官集團又迅速崛起，作威作福，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生命力相對長久一些的馬融，則於公元一六六年卒，死在了第一次黨錮之禍的前夜，他也不可能看到漢靈帝的賣官鬻爵，以及宦官曹節、王甫發動政變，繼之引發的長達十幾年的酷烈異常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這些更大的苦難，還需要他們身後的人來承受。
就這樣，何休一臉愁苦地走來了。
一。
何休生於公元一二九年，漢順帝永建四年，卒於公元一八二年，漢靈帝光和五年，享年五十四歲。
這短暫的五十四年，卻是兩漢四百年曆史中最荒唐、最無恥、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在整個中國曆史上也極為罕見。
梁鴻的《五噫歌》即寫於漢桓帝之時：“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趙壹的《疾邪詩》即寫於漢靈帝之際：“河清不可恃，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肮髒倚門邊。”
聲聲含憤，句句抑悲，這些歌詩與張衡的《四愁詩》，秦嘉的《贈婦詩》，一同成為那個時代的見證，是文學的記載與表達，也是曆史的控訴和哀歎。
生於漢順帝時期，長於漢衝、質、桓帝，終於漢靈帝的何休，就生活在這些如泣如訴的詩行所反映的現實世界。
《後漢書·儒林列傳》載：“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為人質仆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
如馬融的出生背景一樣，何休也有著顯赫的門第，他出生於貴胄之家，其父何豹曾任少府，位居九卿。
在極端講究閥閱門第的東漢，一個人如果出生在世族之家，那麼基本上保證了他一生在宦途上的亨通無阻。
兩漢之時，選官製度在以察舉、征辟為主的同時，還輔之一項“任子”製度。而且，前者產生的幹部不管從數量還是位置，都遠遠趕不上後者。
任子製度屬於漢朝的一項政治福利，凡享秩兩千石以上的官員，在任期滿一定的年限之後，就有資格舉自己的兒子出任郎官。如劉向父親劉德在漢昭、宣帝時任宗正，賜爵關內侯，劉向便享受這種待遇，十二歲時即被漢宣帝任為輦郎。還比如馬融父親馬嚴為將作大匠，馬融也享受這種優待，但他主動“隱於南山，不應征聘”。
這便是在讀《漢書》、《後漢書》時，為什麼總能在各個時代的朝堂上，看到眾多開國時期文臣武將的後代。同時，這也是造成兩漢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真正原因。
少年就學有所成，而且已經取得“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豐碩學術成就的何休，沒有利用父親的少府高位，使用這個政治優惠券，而是極具個性意識地認為，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我所好，於是辭疾而去。甚至，他還不應來自任何州郡的為官之聘，拒絕致仕。
這當然有他潛心學問、淡漠官場的讀書人本色在起作用。更重要的原因，卻是存放於胸的儒家情懷，孔子這樣教導過：“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在他學道有成，用清醒眼光打量外部世界的二十歲的年輕眸子裏，看到的是外戚梁冀的不可一世，濫殺無辜；看到的是充斥政體的正直廢放，邪枉熾結；看到的是這個王朝的頹廢敝敗，烏鴉寒號。
這樣穢臭的官場，自己怎麼能置身其間？
而讓自己敬仰的眾多剛正之士，紛紛選擇逃離來拒絕同流合汙。他們或岩壑為家，與世隔絕，或退隱林下，袖手冷眼。
譬如皇甫規。朝堂上嚴厲指責梁冀狂妄無禮的他，對時政深感絕望後，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書》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
還譬如陳蕃。他麵對時局，“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母憂棄官。州辟別駕從事，複棄去。公府舉方正，不就”。
值得注意的是，陳蕃是皇甫規的弟子。
何休卻是陳蕃的門生。
二。
男人對男人的傾心，往往是建立在相同的人生誌趣上，經過對對方高蹈的人格、寬博的智慧、幽深的思想係列打量之後的認同，由認同而欣賞，由欣賞而欽敬，由欽敬而在內心產生皈依的力量。
陳蕃對於何休就是這樣。
所以，依家庭背景輕鬆可以為郎，何休不幹；州郡紛紛禮聘，何休不屑。但當陳蕃征辟他時，他竟欣然有歸，高高興興地前去報到。《後漢書·儒林列傳》記：“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嵌著一個典故：“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中間提到了另外一個人：徐孺。
徐孺，名稚，字孺子。《後漢書·徐稚列傳》曰：“屢辟公府，不起。時陳善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孟浩然《荊門上張丞相》一詩中有“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之句。
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將這個人記載成了周璆，說陳蕃為樂安太守時，有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召見，周先生皆拒不見召，唯獨陳蕃卻能招來他，每叫每到，每到必聊，每聊必晚，於是，陳蕃特意為其備專門臥榻一具，待其走後則高高懸起，不供他使。
不管榻上的客人是誰，都一樣可以佐證陳蕃在世人心中聲望之隆，人格感召力之大，以及待友之誠。
一個高尚而正直的人最擅長做的，就是以高尚為麻搓繩，然後用正直結套，最後將自己活活吊死。
如果這個高尚而正直的人恰巧還兼職老師，那他還會將這一神聖而悲慘的使命傳遞給他的學生。
皇甫規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學生陳蕃的命運已經不言自明。
有關他的另一則著名典故是，陳蕃還是個十歲娃娃時，被到家造訪的父親朋友問道：“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他卻傲然回答：“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這也足見他少年即有用世之心，渺然有廓清塵世之誌。
看看他一生的行次，便知這是一位何等懷抱正義、剛腸疾惡的人。《後漢書·陳王列傳》中有著詳細的紀錄，簡短摘錄幾則。
他先是經太尉李固表薦，征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一個廉潔正直的上司來了，嚇跑了所有貪官汙吏，而陳蕃獨留。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不給當朝第一紅人情麵，首次降職。
零陵、桂陽二郡發生山民叛亂，公卿們商量討伐，陳蕃上疏反駁說：這些都是帝王你的赤子，赤子為害的原因，應該是地方官吏貪虐所致，“宜嚴敕三府，隱核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就因此他犯忤左右人，被出放為豫章太守。不懂官場規矩，犯下眾怒，再次降職。
“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裏。”又為正直之士說話，觸犯龍顏，再次遭免。
“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宮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堅持持公用人，惹下眾怒，再次遭免。
此時，在與宦官集團激烈的對抗中，逐漸形成了以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河南太守王暢為核心，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在士林中廣有聲譽的清流集團。《後漢書·黨錮列傳》稱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耿直之風，於斯行矣”。
宦官張成唆使人上書，誣告李膺等人與太學生結成死黨，誹謗朝廷。公元一六六年，朝廷下詔逮捕李膺等人。為救李膺、劉瓆、成瑨等賢臣，陳蕃涕泣上書，痛切指出“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最後，漢桓帝免李膺等罪，將他們罷官歸家，終身禁錮，不許做官。這便是第一次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