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究竟向馬融請教了些什麼，老師的回答又是什麼，無從得知。但這更像一場精彩的畢業論文答辯，隻不過提問者是學生。
寥寥數語的提問，卻已足可透露問者的深厚學養，為學宗旨，以及學術指向。妙語破障，也無須長篇大論，娓娓道之，學生惑解疑消。當鄭玄得到圓滿的解答，決定將見麵當作分手，向老師辭歸時，馬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隻有文化宗師，才有這樣的慨然自許與許人。這既是老師對自己學問的自負，更是對學生學問的全麵肯定。
望著東歸的鄭玄背影，馬融知道，他身後的一座學術高峰將在東方屹立。
三。
走出高密時，他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書生；學成歸來時，他已是位年屆不惑的中年學者。
長達近二十年的遊學生涯，這是否也太長？
將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悉數付給學習，這是否又太苦？
如果一個人將探求學問視為生活的全部，他就會將人生的所有樂趣都建立於學習之上，心無旁騖，無暇他顧。
發現了天王星的赫歇爾·卡羅琳兄妹，為他們鍾愛的天文學事業，一個終生未娶，一個終生未嫁。他們說：“我們既自信可以去做常人不敢做的事，也就不再希冀得到這種常人的幸福。因為它是以時間和精力為代價的。”
天才+勤奮+持久＝？
在這個問號麵前，愛迪生說：成功；牛頓說：我像個沙灘上撿貝殼的孩子，無所適從；鄭玄認為：什麼也不等於，一切請繼續。學海無涯，此生有限，隻有持續泅渡，直至終老。
所以，一切才真正開始。
回到家鄉的鄭玄，一方麵自我研習經典，在相互參照、彼此印證中，梳理成說，校枉補闕，解結釋疑，遍注群經；一方麵開館授徒，講授學問，弘道揚學。由於他巨大的學術影響力，一時間，遠近向學之人從四方趕來，麇集於此，盛極一時，“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無論辦學規模，還是學校聲譽，這裏都已經可以與長安那座馬氏學院相提並論，甚至還可以說，山東的這所學校已經遠遠超過了創辦者畢業的母校。
兩漢之際，士族豪門享有“任子製”的世襲權，所以出現了大批“四世三公”乃至“四世五公”的強宗大族，他們的子弟、親屬、門生、故舊攀藤而上，形成了官僚政治集團的主流人群。
另外，朝廷選官以察舉、征辟為主，所被舉征的對象往往是因諳熟經典而享譽民間的大儒碩士，所以，普通士人要想進入上層社會，就必須讀經通籍，這使得地方郡國學校與私學得以空前繁榮。《後漢書》說，穎容於荊州聚徒千餘人，樓望在洛陽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張生和蔡玄的弟子竟然多達一萬餘人。
學生如此之眾，靠弟子微薄的束脩供養，自己完全可以過上優遊卒歲的詩書年華生活，再奢侈一點，如老師馬融那樣，“居宇器服，多存侈飾”，也未嚐不可。
但鄭玄沒有這樣做，而是清操自守，自食其力，過起艱難的耕讀生活。後來因家貧，甚至“客耕東萊”，邊種田維持生計，邊收徒講學。
也許，他相信隻有簡約生活，才能博大自身，隻有苦修身體，才能提升靈魂。
巴爾紮克一生就堅持僧侶式芯拉毗派的隱居苦修，他認為這種生活淳樸而充滿趣味，適宜高尚的人以其驕傲的心情來忍受清貧的生活。
在今天青島市的城陽區惜福鎮有個書院村，即為鄭玄當時客耕之地。晉時方誌《三齊記》記載：“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
因了鄭玄，這種叫做沿階草的普通小草頓時儒雅靈秀起來，在典籍中頻頻閃現。李白有“書帶留青草，琴堂幕素塵”之歌，蘇軾有“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之詠，李漁在《閑情偶寄》中還有“書帶草其名極佳，苦不得見”之歎。
大師不幸於生存的世界，困窘中的他隨手用來捆綁書簡的小草卻見幸於永恒的曆史，這就是大師的力量。
四。
自食其力，客耕東萊，在泥巴與書香、躬耕與勤讀、栽秧與育人中，過自己簡單的生活，終老此生，豈不也自適其性，優哉遊哉？
但苛嚴的世界不允許，哪怕是如此簡約的生活。
一場政治風暴瞬間來臨。
其實，鄭玄早就在關注著清流黨人與宦官集團的鬥爭，他懷著極大的隱憂，在等待魔鬼深夜裏前來敲門。
因為，這不僅關係著東漢社會的整體走向，政治是否能得以清明，而且衝在最前方與宦官勢力拚刺的清流名賢陣營裏，還有著自己所尊敬的杜密。
杜密清正廉潔，執法嚴明，不徇私情，擔任太山太守、北海相時，對“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奸惡者，輒捕案之”。因而，被宦官集團列入報複的黨錮名單。
公元一六六年，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朝廷將李膺、陳實、杜密等係獄。
公元一六九年，第二次黨錮之禍爆發，杜密自殺。
這場血腥而酷烈的大屠殺、大清算之後，漢靈帝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
正像何休因曾為陳蕃故吏而受到禁錮，鄭玄也因曾為杜密故吏遭到同樣的鉗製。“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
上帝已無言，百鬼且猙獰。
於是，一個東南，一個西南，兩盞點亮在山東半島上的寂寞油燈，分別映照著兩張中年學者枯坐沉思的臉龐。
他們很快從最初被禁錮時的驚懼與不安中安下心神，然後彼此靜靜坐下來，抻紙研墨，奮筆疾書，各自開始了他們閉門隱居、靜修經業的孤苦學者生活。
公元一七九年，黨禁稍稍開解，何休率先獲得自由。當他第一次走出戶外，盡情呼吸著自由而清新的空氣時，身後的書房裏，擺放著他十幾年禁錮生活的結晶，一部皇皇巨著——《春秋公羊傳解詁》。
鄭玄獲得解禁則在五年之後，直到公元一八四年才蒙赦。十四年獨坐書齋，十四載與世隔絕，當五十八歲的他重新獲得自由，打開緊閉的書房門窗時，人們驚訝地看到，他竟然在這艱苦的歲月中，已然遍注群經！
範曄列舉鄭玄的注經目錄如下：“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而據王利器《鄭康成年譜·著述》研究統計，鄭玄注釋儒家經典書籍遠不止《後漢書》中所列這麼多，而是達八十種之巨。
一個人需要有多麼龐大的知識儲備，多麼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怎樣妙運於心的天才能力，又該付出多麼巨大的精力，才能在十四年裏完成如此卷帙浩繁的工作？
端的令人難以想象。
五。
更重要的是，鄭玄在遍注群經時，廣采博取，擇善而用，熔鑄今古文經學為一爐，融會眾說，從而對兩漢以來的幾乎所有儒家經典都進行了終結性的係統整理。由此，他一手平息了兩漢以來今古文經學長達二百多年的紛爭，終成當時定於一尊的蔚為大觀的鄭學。這便是範曄所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鄭玄注解經典，建立在對經典的重新整理校勘工作之上，這中間包括兼錄異文、考訂疑誤、校勘文字、訓釋詞語、鉤玄提要、考鏡源流、厘析篇帙，將眾論翕然歸之，不複舍此趨彼。清代著名校勘學人段玉裁在《經義雜記序》中稱讚鄭玄：“成校讎學千古之大業。”
在鄭玄注經之前，學術界是這樣一種狀況。
在今文經學派，不但長期彌漫在讖緯的神怪妖氛之中，而且堅持各守師法與家法，造成了此派學風的荒誕不經，大批學人為了一己利益不惜牽強附會，以合己說。同時章句繁多，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說，使儒家經學闡釋走上了煩瑣冗長的道路，揚雄就對此氣憤地說：“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責也，知人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在古文經學派，以鄭興、衛宏、賈逵等人為代表，雖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但出於政治逢迎需要，不惜曲解古文經典，而且為了與今文經學派劃清界限，自示立場互異，在學術批評中缺乏應有的平和之氣。範曄為此感慨道：“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鄭玄以儒家繼承人自居，抱著“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的淳樸思想，不守門戶，各采善端，來進行學術整理工作。比如他為《毛詩》作箋，著眼於《毛詩》，而兼取《齊詩》、《韓詩》、《魯詩》另外三家之長。
如此，對各經皆以經過他改造而融合的今古文經說之長並參以己意，重新解說。經過他的宏大整理，今古文經的界限沒有了，家法、師法的藩籬不見了，經學之間的矛盾抵牾消失了，代之以博采眾家之長，又簡明扼要的鄭學。於是，“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皆爭趨而學之。
這是一係列讓人無比信服的事實。
——鄭玄《論語注》行世，而《齊論語》、《魯論語》不行。
——鄭玄《毛詩箋》問世，原先紅紅火火的齊、魯、韓三家《詩經》之學遂因之漸漸式微，最終湮沒在漫不可知的時光漩渦之中。
——鄭玄注古文《尚書》之後，屬於今文經學的歐陽《尚書》與大小夏侯《尚書》，自此散佚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