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人雖然罷官歸田，被禁錮不得為官，但他們卻得到了崇高的社會聲譽。
範滂出獄歸鄉，家鄉迎接他的車輛多達數千輛；名將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覺得自己未能名列黨人之冊是一種恥辱。“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鄙視朝廷。
這隻能為陳蕃招來更大的嫉恨，“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漢靈帝即位後，竇太後臨朝，以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此時，靈帝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交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陳蕃與竇武聯合上書太後，要求急誅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宦官，但“太後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風聞此事後的曹節、王甫先發製人，他們挾持漢靈帝和竇太後，矯詔發動政變，竇武與陳蕃在這場政變中先後遇難。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年已七十餘歲的陳蕃，仍然憤而直麵，不計禍福，慷慨倜儻，“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雲竇氏不道邪？’”
以掃除天下為己任的他，終於倒在了清掃的路上。明朝的李贄在《雜述·昆侖奴》中說：“忠臣挾忠，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誌士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這應該是陳蕃的真實寫照。
範曄在《後漢書》中相當深刻地認為，陳蕃不避險惡，與宦官爭衡，不是貪戀權力，不能自潔情誌，遠離是非，而是出於“湣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的積極進取之心，“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所以，“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這樣的一個老師，如何不讓何休衷心擁戴？
三。
我一直在黨錮之禍後的人群中尋找何休的蹤影。
陳蕃死後的公元一六九年，侯覽、曹節等宦官開始大肆搜捕黨人，將李膺、杜密、範滂、虞放等百餘位名士清流一並下獄處死，其家屬遭流放。之後，靈帝又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受其牽連被殺害、流放、撤職禁錮者有六七百人，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時光仿佛倒流到春秋，一切像極了晉國發生的“下宮之難”。
陳蕃被誅之後，其友朱震聞而棄官，冒著被殺危險，不遠千裏前來收葬陳蕃屍首，並將陳蕃之子陳逸隱姓埋名，藏匿於甘陵地界。事發之後，朱震被捕入獄，合門桎梏，酷刑考掠之下，他誓死不說陳逸藏身之地。
名賢被誅，清流遭洗，眾口鉗製，萬馬齊喑。
作為秦焚書坑儒餘緒，東漢末年發生的黨錮之禍，又成為後世殘暴統治者以言論治罪士人的先聲，如發生在北宋的蔡京懲治元佑黨人案，發生在明末的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案，均效法於此。
士窮而節現。血腥而酷烈的黨錮之禍，一方麵使整個社會陷入空前的黑暗和混亂之中，但另一方麵卻砥礪了士風，湧現出一大批不避禍難、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士人。
很遺憾，這個人群之中沒有何休。
同時也很慶幸，他沒加入這個人群。
如明知“吾觀中國，知大劫行至矣”的清末儒者譚嗣同，隻求“以心力挽劫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最後，他死於屠刀之下，殺身成仁。但，譚嗣同輕擲的不隻是他的一己血肉之軀，而是如果活下去，則可能在其他方麵對社會有更大貢獻的一條偉大生命。
這種無謂的犧牲，雖然不能用數學法則進行換算，但依然讓人在尊敬之餘感到萬分可惜。
何休沒有趕赴那個剛烈的隊伍，以身殉死，他做得很對。
黨錮之禍後，大批士人選擇了另一條人生之路——退歸林下，隱於泉壑。
早在漢順帝之時，就有高潔之士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靈之時，更多的士人開始大規模逃遁或隱居，以苦身修節，絕交當世，表達他們的憤怒與不滿。如袁閎“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申屠蟠“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夏馥剪須變形，走入林慮山中，“為冶家傭”。
請記住，這不是懦弱貪生，也不是明哲保身。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這樣歎道：“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正是抱著這樣的思慮，何休帶著他的悲傷與絕望、帶著他的沉痛與寧靜走進書齋，然後關起身後的房門。
從此他坐在裏麵，一坐就是十七年。
《後漢書·儒林列傳》載：“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世界很大，但哥已無意。我隻求一張安靜的書桌。
四。
其實，何休伏在這張寂寞的書桌上苦思冥想，奮筆疾書，並非如《後漢書》所言的十有七年之久。因為，陳蕃死於公元一六八年，被廢錮的何休此時乃作《春秋公羊傳解詁》，公元一七九年解除黨禁，何休得以走出書房，拜為議郎，前後共十一年時間，比馬融滯於東觀十載隻多出一年。
十一年裏，他隻專注地幹一件事，為日呈衰勢的今文經學“公羊學”補敝起廢，重振雄風。
“公羊學”有過屬於自己的驕傲與輝煌。
《春秋》本是東周前期列國史書的統稱，但最後隻有魯國的《春秋》經孔子刪定而流傳下來。由於對《春秋》史實的理解角度不同，後來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公羊、穀梁、左氏、鄒氏、夾氏。因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於是又隻剩下“春秋公羊”、“春秋穀梁”與“春秋左氏”三派。
“春秋公羊學”是漢代今文經學的主要代表。自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所倡的“春秋公羊學”獨樹一幟，之後綿延相傳，演變為今文經學派。
就在今文經學獨步天下之時，古文經學悄然而生，並與今文經學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
先是劉歆欲倡古文經學，移書讓太常博士，失敗後落荒而逃。經王莽新朝，古文經學取得了短暫性的全麵勝利，但隨之在東漢光武帝治下，再次退出意識形態主流陣地。
公元二十八年，劉秀召集公卿、大夫、博士聚會於雲台，《春秋左氏傳》等古文經典獲得了官學地位，但很快因左氏、穀梁二家不曉圖讖，而被光武帝劉秀下令中道而廢。
公元七十六年，今文經師、校書郎楊終上書指出，西漢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為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在這次長達數月的白虎觀會議上，古文學派雖然沒有取勝今文學派，但《穀梁春秋》被允許教授，表明它實則已為官方學術所承認和接納。
這之後，在古文經學主將揚雄、桓譚、王充、張衡等人摧枯拉朽般的有力批駁之下，今文經學到何休時已顯疲態，從原先雄踞正統官學的位置上走下，讓位給古文經學。於是，公羊之學衰落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妙得《公羊》本意”，“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的何休撰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一看他起的書名便知道，在何休看來，《公羊》學說結構嚴整，固若金湯，如墨子守城一樣堅不可破，而《左傳》如病入膏肓，不可醫治，《穀梁》則廢疾日久，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在自序中說：“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餘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在古文經學處於極盛之時，何休獨臂撐天，最終使得今文經學沒有完全覆滅。“公羊學”在經曆十幾個世紀的長期冷遇之後，於十八世紀中晚期隨著常州學派的出現，又得以重新崛起。清代中晚期時，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一大批《公羊》學者出現，使得“公羊學”再次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學派。
不獨於此，身置積貧積弱的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龔自珍、魏源，還將何休對《公羊》的解釋之旨，運用到化改風俗、端正學術、議論時政之上，將經學研究與救亡圖存緊係一處。康有為、梁啟超更將何休的“三世說”作為他們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
這些，何休大概在當初向董仲舒致意時，一點也沒有想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