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首攀南鬥，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這是明朝大儒陸象山的一首狂放詩作。字裏行間，豪氣淩雲，沛然莫禦，充溢著作者主體意識的極度張揚，和吾道自足的率性流露。
而我一直認為，將這首五絕贈給另一個人會更合適，更妥帖。
他是張衡。
一。
他確實經常夜觀天象，但他的打量夜空的視線卻又複雜很多。這中間，有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家職業性仰望，也有康德哲學家意味的凝視，還有泰勒士的天文學意義觀察，更有張籍“望月偏增思”的文人式遙望，而且還有著陸九淵“正心、放眼”的無限學術寄寓。
但不論以何種身份，出現在何種領域，他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絕妙與精深成就，讓人為之駭然。
在天文學上，他著有《靈憲》一書，對宇宙起源、天地結構、月食原因都給予了前所未有的科學論斷，並發明創造了渾天儀，為世界第一台演示天體運轉的儀器。
在地理學方麵，他繪製有完備的地形圖，並研製出了“記裏鼓車”、“指南針”。
在氣象學方麵，他製造出了一種預測風力、風向的儀器——候風儀，比西方的風信雞早出現一千多年；在地震學方麵，他發明創造了候風地動儀，為世界上第一台測定地震方位的儀器；在數學方麵，他著有《算罔論》，計算出圓周率在3.1466和3.1622之間，比歐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機械製造方麵，他製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飛行器——獨飛木雕。北宋類書《太平禦覽·工藝部九》引《文士傳》中記載說：“張衡嚐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裏。”
在史學方麵，他長期擔任太史令，貫通典籍，浸淫史冊，曾對《史記》、《漢書》提出過中肯批評，並上書朝廷請求修訂。
在文學方麵，他寫有名垂千古的《東京賦》和《西京賦》，因為他，宏詞麗曲的漢大賦，實現了向優雅委婉小賦的華麗轉身。
在藝術方麵，唐人稱他為東漢傑出畫家。張彥遠《曆代名畫記》載有：“張衡作《地形圖》，至唐猶存。”
……
這樣的一個人，你隻能稱之為天縱之才，是個不折不扣的異數。
聚在一個人身上的光環太多，五彩繽紛，流光溢彩，那麼反而因斑斕與紛紜，遮罩住了他本來最為耀眼的底色。
張衡在自然科學與文學等領域的卓越成就，導致人們在定義他時，往往想到的是科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文學家，而忽視了他最重要，也最該享有的儒家宗師的看家身份。
他通“五經”，貫“六藝”，諳熟儒家經典，並對之有著獨到的深刻領會，其所著《周官訓詁》，被同時期大儒崔暖認為“不能有異於諸儒”。
在反讖緯學說、恢複儒家精神原貌的學術陣營之中，繼揚雄、桓譚、王充之後，他以儒家殿軍的形象壓軸出場，對東漢以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的讖緯之說進行了全麵而徹底的清算。
與桓譚注重上書譏刺，向帝王“極言讖之非經”不同，也與揚雄和王充在著述中倡導“體自然”、“疾虛妄”不同，張衡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以實證主義者身份出現的。
他用自然科學的種種最新成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大眾指明讖緯的荒誕不實及對現實政治的蒙蔽、擾亂，同時闡釋並還原儒家精神，回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呼喚，並實現孔子所孜孜以求並諄諄教導的“內聖外王”之功。
無論天象觀察，地震監測，還是研核陰陽，妙盡璿璣，抑或批評遷、固，撰文著述，他都出於同一個原旨：為重新確立儒學正宗、還原儒家原貌而努力。
因而可以說，他在自然科學方麵的種種成就，其實隻是附庸於其儒家思想宗旨皮革之上的斑斕毛發，是實證主義儒學在一個天才學者身上的完美體現。
這才是真正的他。
二。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生於公元七十八年，長馬融一歲，死於公元一三九年，又早馬融二十多年。可以說，張衡的人生經曆，幾乎完全疊印在馬融的人間歲月之中。
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享受著同樣的陽光，在同一場雨中打傘，甚至還有同在東觀校書的同事經曆，兩位大師同時閃耀在相同的曆史星空之中，這本身就是學術史上的一個奇跡。
馬融風霜淩侵的天空也是張衡承襲的天空，張衡步履蹣跚的人世也是馬融直麵的人世。前文已經述及，此時的東漢王朝，正在外戚與宦官的一個波次接一個波次的彼此凶險傾軋與血腥屠戮中艱難行進。無論外戚擅權，還是宦官專政，每個利益集團都堅持培植黨羽，排除異己，使得政局動蕩，朝綱不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自漢和帝起，由於外戚、宦官的更迭爭鬥，亂政霸權，東漢迅速步入衰退期，乃至在桓、靈之世，造成民變四起、州郡割據的大紛亂格局。
置身亂世，頭頂陰霾，南陽少年張衡，選擇了與王充一樣的步履，到京師洛陽負笈求學。
《後漢書·張衡列傳》載：“衡少善屬文，遊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
三輔，在西漢時指治理京畿地區的三位官員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也指他們所管轄的地區。《後漢書·郡國誌》論及三輔地區時，還包括有河南、河內、弘農三郡，這裏是當時的文化、經濟、政治中心。
公元九十五年，十八歲的張衡來到洛陽三輔遊學，隨後，以非正式學生身份觀學於太學。如同他所深為敬重的揚雄一樣，張衡身上也過早地呈現出淡於名利、潛心學術、“博覽無所不見”、“默然好深湛之思”的可貴學者稟賦。
此時，他學通“五經”，才貫“六藝”，以一篇《溫泉賦》聞名京都。
雖然少年博學，大器早成，但張衡篤實靜雅，反躬自牧，被舉為孝廉而不行，連辟公府而不就，隻是一心向學，心無旁騖。正是這個時期遊三輔、觀京師、察民風、體社會、重學問的生活與學習雙重積累，為他日後的《二京賦》寫作奠定了豐厚的寫作素材。
英國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據梁啟超考證，教堂的部分建築建於公元一三七六年，落成於公元一五二八年，前後達一個半世紀。走到這裏的他不禁感慨大發：中國人可有這等勤勤懇懇依著原計劃一百年不變的耐心？
因為中國人多的是急功近利，張愛玲就說過一句很有民族代表性的話：“出名要趁早。”
張衡用《二京賦》的自身寫作曆程反其道而行之。公元九十六年十九歲他開始寫作，公元一〇七年三十歲完成收筆。為了區區一篇文章，一個人能持續深思細研、設筆運思達十二年之久，那麼，這個人的踏實篤靜、不求急顯的內斂深造之功可見一斑。
漢賦以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為代表人物，它的發展也是在後者對前者的模仿中實現步步超越的。正如班固效司馬相如《子虛賦》結構，仿揚雄《蜀都賦》文氣寫成《兩都賦》，張衡《二京賦》也係仿班固《兩都賦》之作。《二京賦》在頌揚東漢國勢興隆、社會繁榮的文詞之下，深含著濃厚的民本意識，對官場的黑暗與腐朽、百姓的仇怨與無奈寄寓了深刻同情。賦作行文典雅，取材翔實，鋪設宏裏，層次鮮明，節奏從容，真正實現了司馬相如所言的“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萬物”。難怪連喜狂放、擅不羈的禰衡都在吊張衡文中，稱其“下筆繡辭，揚手文飛”。
漢賦因他從虛縭采文、閎衍巨侈、重物淹情，實現了向清新爽麗、情景交融、獨抒胸臆的轉身，從此掀開了中國抒情賦作的新時代。
三。
一路廣涉旁采，一路啜花製蜜。
從公元九十五年到公元一〇〇年，正值青蔥歲月的張衡，像隻不知疲倦的蜜蜂，翻飛在河洛大地，在踏平原、涉洛水、訪民情、問物產、拜名師、結高友、觀太學中，不斷開闊著自己，也不斷厚化著自己。
當“學”成為一種生活的本能，它就遠遠超越了“用”的淺層功能，那麼，這個人所有生存的快樂就會隻建立在學習的基礎之上，這也是孔子所倡的為己學，而非為他人去學。
所謂“為己”，是說學習的終極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一個真正的人，為了自己德行的提升。而這正是《大學》之道所倡明的要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為己就是首要環節——正心。範曄說：“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正是此意。
所謂“為人”，是指學習是為了做給別人看，取悅於人或拿學習當作追名逐利的手段。元雜劇《馬陵道》的開頭有一句：“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就是為人而學的典型道白。
君子堅持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己立、己達是為己，立人、達人是為人，為己之學是樹本，為人之學是末梢，所以孔子在學習的目的上，堅持認為不能本末倒置。真正尊崇學問的向學之人，他將學習的快樂隻建立在學習的本身，而不去想通過它實現自己的功名欲求，也不去想通過它達到自己的富貴獲得。
嚴酷的政治生存環境下，遊學洛陽的張衡沒有因自己名動京師而顧盼自雄，更不因之作為“先登要路津”的人生跳板，他以他那個年紀的年輕人難有的清醒與恬淡，始終堅持“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用純粹儒者的精神姿態，來恪守並踐行孔子的教導：天下有道則仕，天下無道則可卷而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