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說過一句幽默話：“做教師的固然應當自尊，但也要讓學生的自尊心有適當發揮的機會。”老師班彪就是這樣做的。
四。
班彪對於王充而言，就像嚴遵之於揚雄一樣，影響巨大。
班彪，字叔皮，好古樂道，玄默自守。與唐代魏征的早期經曆一樣，在更始之亂時，他三易其主，先是跟隗囂，後是跟竇融，最後雖然以事漢終，但劉秀對他，顯然沒有後來的唐太宗對待魏征那樣的雅量，所以班彪的官做得很失敗，除短暫性地被舉過司隸茂才，擔任過徐令、望都長，此後便長期坐政治冷板凳了。
退居廟堂之外，遠離魏闋喧嘩，卻給這位學人潛心研經討史、聚徒講學提供了方便。太學生王充經常偷偷溜出校園，到班彪私學受教，也可見班彪的學問與做人在當時影響之大，於王充有著極強的吸引力。
《後漢書》評價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閑，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老師的無怨無艾、甘居下遊、寧靜自守、閑適恬淡的性情，不僅獲得了王充的無限欽敬，更得到了他的極大認同。所以，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可以一遍遍自得地說自己。
“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誌佚於王公；賤無鬥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誌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誌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幹祿，不辭爵以吊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
“充性恬淡，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
顯然，班彪的影子已深深植入他的心中。王充後來在仕途上長期宦路不顯，“仕郡為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的行為，在“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的班彪身上，都能找到直接影響。
更為影響王充的，是班彪不合時流的鮮明學術思想。
世稱班彪為“通儒上才”，不膠柱於一經，不為一家之說局限，能全麵領會貫通儒家經典。班固也是“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王充在《論衡·超奇篇》中表達了對班氏父子為學的讚歎：“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浹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班固）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裏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
將班彪之才視為司馬遷之上，將班固之學比為大才，其心儀之情，溢於言表。
五。
哈佛大學有句著名的校訓：與柏拉圖為友，與亞裏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
公元一世紀的中國洛陽太學學生王充當然沒聽過這個，但他同樣知道，要充實自己，完善自己，就必須與書籍為伴，與具有豐厚知識與遠見卓識的高人為友。
對一個窮困書生而言，想與書籍為伴又是何其難的一件事，問題很簡單：沒錢。但王充自有他的辦法，《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中說他：“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可見，一個熱愛書籍的人，倘若沒錢，那就一定要有個過目不忘的好記性。這極為重要。
在淹貫諸子、博覽群書之中，王充於自身知識積澱逐漸豐厚的同時，也漸漸開闊了視野與心智，有了自己的審視與判斷。
他總結出學習心得：讀書如涉水，“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一個學人，讀書的深淺功夫不同，帶來的相應收獲也不同。鑽之彌深，所獲就越大；蜻蜓點水，終歸浮光掠影。進而，他將之比附於做學問之上：學問如浩浩東海，“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如果人在做學問時囿於一隅，拘泥家法，無視其餘，那麼就類似“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傅雷家書》中，傅雷在信中寫道：為學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養氣節、胸襟、目光；“通”才能成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觀天的危險。現在看來，傅爸爸是借了王充的話來替自己諄諄教誨兒子的。
頂著老板一遍又一遍的白眼，泡在書店裏遍覽群書的王充，一定漸漸感受到，他在太學課堂上聽經學博士所講授的東西似乎不對勁。
如果說，老師班彪的通曉典籍給了他學必以博的啟示，身邊朋友班固的“不為章句”使他對章句之學產生了懷疑，使他“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那麼，書肆中讀到的前輩學人揚雄的《法言》、桓譚的《新論》，則使他獲得醒悟，不光清醒感知到章句之學的瑣碎，更對流行的讖緯學說惕然自警，並投以峻厲的深思。
更重要的是，作為與劉歆、揚雄一並稱雄的學界泰鬥，桓譚此時尚在人世，王充與這位前輩學人，應該呼吸著共同的洛陽清新空氣。與大師生逢同時，自然使王充對之更遞進了一層親近感與崇拜心。
桓譚，字君山，公元前二十三年生，公元五十六年卒。在西漢，曾與揚雄、劉歆一同致力於將古文經學官學化，是反讖緯迷信學術陣營的中堅。《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稱他：“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他最終因反讖緯反到最高統帥劉秀頭上，觸了逆鱗，抑鬱而死。
光武帝決定用讖緯之術來決定營建靈台的地址，向桓譚征詢意見。劉秀問桓譚：“吾欲以讖決之，何如？”桓譚默然良久，然後說：“臣不讀讖。”劉秀問他原因，桓譚於是大力抨擊圖讖非經。劉秀於是大怒：“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雖然最後桓譚的頭沒有落地，但卻被貶為六安郡丞，他於鬱憤不平中死於被貶的途中。
王充可能與桓譚未曾謀麵，但思想者的溝通完全用不著親晤，桓譚雖然自傷於反讖緯迷信思想，但王充卻知道這是真理。
他在《論衡》中對桓譚大加讚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他甚至將桓譚的《新論》與孔子的《春秋》相提並論：“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論衡·定賢篇》）。
通讀諸子百家，遍覽儒家經典，深悉大師真諦，這三重因素，猶如空氣、陽光和水分，哺育並滋養了王充的思想。
一員向東漢鄙俗儒學揮刀相向的猛將，即將殺出陣來。
六。
向讖緯之學進攻，這不光需要識見，更需要勇氣！
就因為大漢朝最高統帥劉秀本人喜好讖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如《後漢書·張衡列傳》記載：“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複附以妖言。”
劉秀獨鍾讖緯，有著深刻的曆史和政治原因。
王莽末年天下大亂時，即有宛人李通以“劉氏複起，李民為輔”圖讖勸說劉秀起兵，後來有人自關中奉《赤伏符》前來勸劉秀稱帝，其讖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由此可見，讖緯在劉秀發跡和成就帝業兩次重要轉折點上，都起了關鍵性作用，劉秀自然對之深信不疑，宣布圖讖於天下。
但這種意識形態卻給正宗儒學帶來了強大的破壞性衝擊，同時導致了學風敗壞。士林為追逐私利而不惜穿鑿附會，編造瞎話。《後漢書·方術列傳》說：“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待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鹹，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
公元七十九年，漢章帝召集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觀召開會議，以皇帝“稱製臨決”方式討論“五經”異同。會議的結果是，產生了一部皇帝欽定的以陰陽五行來解釋世間一切事物的《白虎通義》。將神學經學化，將經學神學化，使陰陽五行成為人們認識與解決問題的唯一法寶。這部書是今文經學的政治學說綱領，廣泛解釋了封建社會一切政治製度和道德觀念，成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神學、倫理學法典。
一時間，充斥在東漢政治與學術天空的，是一股荒誕不經的讖緯神學妖風，讖緯混入並腐蝕、毒化經學，使儒家傳統經典摻雜了大量牽強附會的內容，儒學變得妖風頓起，乖疑難正。
如施氏“易學”大師劉昆出任江陵令，“時縣連年大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上風”。他後來轉任弘農太守，當地正鬧虎患，他“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從而解決了虎患。
漢章帝時，更是將這種歪曲化的儒家倫理道德作為察舉、征辟等任官製度的標準，乃至舉國出現大批違逆常情、矯情偽飾之事。如申屠蟠喪父，哀毀過禮，他竟十餘年不吃酒肉，每逢父親忌日，還要絕食三天，為此他獲得了大孝之名。還比如名士樊英被征召，故意稱病不往，以抬高自己身價，後來當他當了五官中郎將後，人們卻發現他是個地地道道“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的騙子。
世界，顯得很虛妄，很鬧騰。
更為讓人討厭的是，經學在讖緯化的同時，也日益向煩瑣化、章句化方向發展。各守家法的俗儒，不惜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
章句是有別於以通論經書大義為特色的著述體裁，它拘泥於經書局部，著眼於具體章句，進行離章辨句，分文析字。如秦延君之注《堯典》，僅就篇目二字之解說竟達十萬餘言，但說“若曰稽古”四個字就用了兩萬言。經學大師桓榮的《尚書章句》竟達四十萬言，浮辭繁長，令人難以卒讀。劉歆就曾對此譴責：“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揚雄更是深惡痛絕：“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責也，知人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這些，王充都看在了眼裏。他已做好準備，向一切虛妄宣戰。
七。
這是場真正意義上的一個人的戰爭。
麵前是整個帝國上下所崇尚的讖緯妖氛，周遭是彌漫在學術界的怪誕妄說，王充手搦一杆枯筆，要用單槍匹馬的努力，來挑戰整個世俗社會。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豪邁的孟子所說的話。
王充則祭出自己的大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何止一部《論衡》呢？王充所有的著述，幾乎都是在針砭時弊，譏刺不實。他自己就說，一生創作出四部書：為疾俗情，而作《譏俗》之書；為閔人君之政，而作《政務》之書；因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曆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