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9 王充:不妥協的現實批判者(1 / 3)

生活在一個集體認知荒謬的時代,而你恰恰是一個極具理性的人,且不苟流俗,疾惡如仇,那麼你就會被這個時代的群眾視為異端。

正是這些少數天賦異稟、淹貫學問,同時又叛逆不羈、敢於觸忌的異端,才能對世間諸多貌似合理的荒唐與虛偽,予以揭發,大膽撻伐,用真理喚醒迷惘中的民眾。

臨終時向病榻前為他作懺悔的神甫說“請永遠不要向我談到基督”的伏爾泰,用其啟蒙整個歐洲的思想之燈,成為十八世紀西方教廷和主觀唯心主義者心中的異端。

堅持認為太陽不是地球跟班,用日心說推翻地心說的哥白尼,是中世紀羅馬教皇心中的異端。

王充,則是出現在公元一世紀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異端。

一。

王充,字仲任,東漢會稽郡上虞人。生於公元二十七年,漢光武帝三年,卒於漢和帝永元年間,曆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漢和帝四朝,享年約七十歲。

《論衡·自紀篇》中,王充自我交代家世。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仇所擒,祖父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淩人。末,複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又是魏郡元城!

魏郡元城,今邯鄲市大名縣。將西漢王朝坐穿的元後王政君老太太即從這裏走出,秦滅趙後跟隨父親推著獨輪小車,來到蜀地邛崍大煉鋼鐵的卓王孫也從這裏走出。前者用厚重的權勢,持久風光了西漢五個朝代;後者則用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卓文君,旖旎了古典中國的一則永久愛情童謠。

王充祖上的出走,與上述兩位不能同日而語。客寓他鄉,接連遷挪,最後墮落成異鄉一個孤門細族,原因卻是祖輩“橫道傷殺”之後的躲仇,父輩“勇勢淩人”之後的避禍,屬於為非作歹之後的狼狽逃竄。

能自曝家醜,揭父祖之短,坦言“宗祖無淑懿之基”,這樣的人真是勇敢死了,也可愛死了!

這不同於韋應物的自道不堪,韋應物寫詩自道:“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裏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那是老成之後的反思,雖也令人敬佩,但已於此時的作者本人無傷大雅,反而徒添真率之妙。

也不同於新中國成立後,留在大陸的胡思杜配合當局,撰文痛斥父親胡適為走狗、無恥文人,且至今無法證實此文係小胡親筆所寫。胡思杜最後因精神病自殺,那是另一回事。

王充此舉,古今罕見。

正因為罕見,常人難以理解,所以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序傳篇》中指責王充:“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

劉先生的理論根源大概來自《論語·子路》中那句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親偷別人的羊當然不對,但兒子如果去告發他,那麼人倫之基就無法安放,這是孔子的意旨。據說,蘇格拉底在此問題上也持與孔子相同的意見。

公元前六十六年,漢宣帝為此還專門頒布了一道《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熟讀儒家經典,通曉曆代史籍,更與家庭不決裂,也沒受政治高壓逼迫或威脅的王充,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那也是他寫作《論衡》的唯一目的——疾虛妄。

疾一切之虛,破一切之妄,一切實事求是,那就從自己這裏先劃第一刀。

更何況,他認為“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榜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譎出君山”(《論衡·自紀篇》)。祖上不賢,這與自己為聖有什麼關係呢?

瞿秋白赴死前,也坦然揭下了自己的麵具,他說每一隻鳥都是愛惜自己的羽毛的,作為人更甚,但就是為了愛惜自己,還自己以清白,他才勇敢地撕下遮罩自己真實麵孔的麵具。

空想共產主義者康帕內拉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他曾寫下這樣的詩句:“我降生是為了擊破惡習:詭辯、偽善、殘暴……我到世上來,是為了擊潰無知。”

王充用《論衡·自紀篇》中的這段話,也隱約向世界宣告。

我將用陽光照耀一切陰暗,我將用真理度量一切虛妄。

二。

少年王充卻並不反叛,也不調皮,更不搗蛋。

他是個家長眼中的乖孩子,老師心中的好學生,鄰裏稱道的好兒童。“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誌。父未嚐笞,母未嚐非,閭裏未嚐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論衡·自紀篇》)。

以好勇鬥狠為遺傳基因的老王家,到王充這裏陡然一變,竟然相當意外地結出了一粒飽滿的讀書種子,難怪王誦“奇之”。就像十八世紀那位以世代經商為祖傳家業的阿魯埃,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伏爾泰竟然一反家族血緣,成了一位少年神童。

鴨群中突然冒出一隻天鵝,這會讓那個鴨爸爸驚愕興奮不已。

與少年伏爾泰幼年時遇到夏多紐夫神甫,傾心於不可知論者盧德的懷疑宗教詩歌《摩西亞特》,從此在心底埋下了懷疑宗教,並一生致力於宗教反叛、思想解放事業不同,王充的思想啟蒙要晚得多,還必須等到他成人之後遊學洛陽,遇到那一幫良師益友的時候。

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一個天才少年的健康成長。

六歲受書,八歲出館,熟讀《論語》、《尚書》,日寫千言,德成經明,乃至博覽群書,落筆眾奇。而且,在行為處世與做人上,他也謹嚴自律,從不恃才傲物,“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之言。其論說始若詭於眾,極聽其終,眾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

當一群小魚與一隻蝌蚪戲水在一起時,小魚們哪裏會想到,身邊這性格靦腆的黑黑小夥伴,會在日後成為一隻跳上岸去,闊嘴鼓腹、聲振屋瓦的青蛙?

此時的王充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好古敏求、傾心學問、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等早期的人生傾向,其實已經對以逞勇鄉閭、蠻橫四鄰世襲的王氏家族血統構成了一種性格上的巨大反叛。

王充自謂出生於孤門細族,究其實,他家也並非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他的家庭起碼是個不算富裕的平民之家。範曄在《後漢書》中說他“家貧”、“少孤”更是不經之談,否則,他不會一直坐在學堂裏安安靜靜地讀書,而更應騎在牛背上甩著無知的腳丫哨笛。

前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曾對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如果我小時候父親能有錢給我買把小提琴,那麼我可能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裏。”可見,天賦總要受製於物質。

很可喜,王誦的家資可以供兒子王充自由舒展他的天賦。

三。

上虞的學校太小了,那裏的課堂已經不能再盛納他。王充必須走出去,以吸納更清新、更博大、更富滋養的空氣。

到哪裏?

是的,到洛陽去。

正像今天的北京,用它的五彩斑斕、高深莫測吸引著無數攜帶著自己各色理想的年輕北漂者一樣,漢都洛陽也承載著那個時代青年的集體夢想。

東漢的創立者劉秀就是榜樣,他曾以一個落魄太學書生的形象遊學於洛陽,為了生計,他還與別人合夥買了一頭驢。在熙熙攘攘的洛陽市中,這位牽著驢為客人拉腳的年輕人,最終為自己拉出了一個帝國。

王充的腦海中沒有帝國夢,也沒有發財夢,更沒有投機夢,近乎饑渴的求知欲告訴他,他隻想在這裏求學,在這裏使自己的學問與識見宏富起來。

進入太學深造,是他唯一的願望。

由中央政府設立的官立大學——太學,始於公元前一二四年的漢武帝。劉徹采納董仲舒提出的“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建議,正式創立太學,為大漢帝國的最高學府。

最初,太學規模很小,隻有五個老師(“五經”博士),五十個學生(“五經”官弟子),分別傳授《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由於名額極少,所以,學生隻能是由朝廷選拔的“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的青年才俊,基本屬於貴族學校。當然,各郡國也可以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的青年學子,但這些學生卻隻能以編外生的身份前來旁聽。

新朝時,食古不化的王莽認為孔子開辦私學都可以帶出三千學生,那麼作為國家最高學府的太學也不應該少於這個規模,於是盲目擴招,劉秀就是此時進入的太學,從而成為中國帝王之中學曆最高者。

也正是劉秀有著在太學學習的經曆,他才更為深知儒學對於維護國家統治的重要性。正如《後漢書·儒林列傳》所載:“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那些在兩漢變更之際,於兵燹戰亂中“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的四方多才之士,紛紛從茂林中走出來,“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範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公元二十九年,建武五年,深重儒術的劉秀,在“宮室未飾,幹戈未休”,洛陽帝宮還沒有裝修完畢,平定天下之戰依然在激烈進行之時,就迫不及待地在洛陽重新建起太學。劉秀甚至在前方揮馬揚鞭親自指揮平定戰亂之餘,回到洛陽親臨太學。《資治通鑒》說他:“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而且他還以十分專業的儒者身份,“欽鑒諸博士相互論難,考究諸生學業”。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國家最高統帥對太學如此重視,自然帶來了太學的繁榮一時。

公元四十五年,十八歲的上虞青年王充,與各郡國選拔出來的青年佼佼者一同,從家鄉負笈而來,進入太學。

這個年代推斷,來自於範曄《後漢書·班彪列傳》中的李賢之注。注曰:“《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即謝承所撰的《後漢書》。

這真是段有意思的記載。十八歲的王充,竟然將比自己年長二十五歲的班彪視為同輩,用長輩口吻誇獎僅小他五歲的班固,而且不光有“拊其背”的肢體語言,口中更是直呼班固為“此兒”。

說者坦然,聽者泰然,被說者舒然,一切均自自然然,大家都沒覺得有什麼不妥。這足見他們之間的熟絡程度,更可見十八歲的王充在學界泰鬥班彪心目中是何等之重,同時,還可以看出王充身上那種“望雲自與高士齊,舉槊不輸大王雄”的少年老成與自負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