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劉歆時，眼前就一直有另外一個人的身影在晃動。
——揚雄。
這不單單因為他與劉歆同齡，他們生活在同時代，同因自己橫溢的才華而拔擢為漢成帝黃門郎，又共同以文人身份曆經漢成、哀、平帝、王莽新四朝，最後共同以擁護及讚賞的姿態效力於王莽新朝，又彼此將各自生命的句點永恒地打在了天風年間。
更重要的是，當儒學在西漢末年呈現出種種駁雜、混亂景象，固陋貪鄙之徒競相利用儒學紛紛進行篡改，以達一己升階登庭目的，儒學被支離、曲解乃至走向歧途之時，他們選擇了共同的為儒學矯枉糾偏的使命，挽狂瀾於既倒，正視聽於喧囂。
所不同的是，劉歆以倡行古文經為己任，試圖在經典文本的回歸中正本溯源；而揚雄則是用自己的著述學說，向讖緯籠罩下“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的漢代經學進行撻伐，立己之論，破彼之說。
古文經學領袖劉歆雖以自己形單影隻的努力向眾博士發難，並最終因政治上的垂蔭獲得了暫時勝利，但他思想裏仍受著陰陽家的深刻影響，其學說之中五行災異論依然揮之不去。揚雄則援道釋儒，為日益走向畸形的儒學重塑精神原貌，並以純粹的儒者形象孤標粲粲地屹立。
所以，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中說“劉歆實純就古文經學家之見解以立言”，隻是提供了一套反陰陽家的古典文本，“不雜所謂可怪之論”，而真正在思想體係上駁斥牽強附會的時學，並為儒家建立正朔之論的，則首推揚雄。
是他，使染垢的儒學重回孔孟之爐提煉，從而上啟兩漢糾讖緯之偏思潮。
是他，汲取道家自然觀入儒，為儒學提供新的支撐力量，就此直接下育魏晉玄學風氣。
應該送他一幅四字匾額——承前啟後。
一。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生於公元前五十三年，死於公元十八年，曆漢宣、元、成、哀、平帝及王莽六朝。一個壽數七十一歲的人能走穿六個朝代，不能說這個人的生命力如何旺盛，隻能說那些皇帝們是多麼不經活。
在西漢王朝二百一十四年的統治曆史中，漢元、成二帝在位僅四十二年，但這卻是西漢王朝由盛變衰的重要轉折期。自他們開始，正像這些劉姓帝王的短祚之壽所透露出的凋敝氣象一樣，西漢王朝經“中興之主”漢宣帝曇花一現般的繁榮之後，全麵走向衰敗。
不管班固因自家姑姑為漢元帝婕妤的緣故，在《漢書》裏如何替這對父子粉飾貼金，都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曆史上，漢元帝劉奭與漢成帝劉驁是一對混蛋透頂的父子皇帝。
劉奭隻知宴飲歌舞，荒淫度日，將朝政聽任宦官擺布；劉驁則是外製於王氏外戚，內惑於趙飛燕姐妹。清人吳楚材在《廿五史綱鑒》中為前者下的結論是：“帝牽製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矣。”對後者打的評語是：“帝耽於酒色，委政外家。”
西漢王朝在他們的打理下，政治日益黑暗，社會動蕩不安，民怨沸騰，暴亂四起。
很不幸，揚雄就生長在這個時代，而且出生於“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的社會最底層貧民家庭。
如此出身，自然決定了他不可能有生於殷實之家的董仲舒那樣“三年不窺園”的少年讀書生活，更不可能像有劉姓宗室為背景的劉歆那樣，少年即受皇帝召見，以早慧之資獲得“黃門侍郎”殊榮。但這些絲毫不影響揚雄的天性好學，更不影響他的資質聰穎，還不影響他立誌儒道的決心。
《漢書·揚雄傳》稱：“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下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嚐好辭賦。”
簡單梳理一下，得出這個口吃少年綜合印象者三。
印象一：好學博覽，討厭煩瑣章句；印象二：寡言衝穆，喜歡清靜湛思；印象三：安貧樂道，貧賤富貴不移。
順便再拽出幾條孔子語錄。子曰：“辭達而已矣”、“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用揚雄的行為比照孔子的教導，隻有一個感覺：絲絲入扣。
一粒埋在土中的葵花子，最終不會長成一枚土豆，而是挺出一盤傲人的向日葵，原因就在於它是一粒葵花的種子。泰戈爾說，生命在最初那刻即已定型。
由此看來，揚雄之所以在後天成為複歸孔孟、重塑原儒的一代宗師，其實，早在他幼年從學時就已經被天性與稟賦所決定了。
二。
成都，色澤綺麗，風致曼妙，鍾靈毓秀，如詩如畫。它似乎天生就與詩賦、與文人騷客有著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
曆經安史之亂後的杜甫，從同穀出發輾轉來到成都，於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營建了“萬裏橋西一草堂”後，立刻被這裏的秀美風光所陶醉，慨然寫下：“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
初來成都的李白，為其景色賞心悅目，吟出：“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劉禹錫觀錦江美景，快意頓生，以一首《浪淘沙》抒發胸臆：“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匹晚霞。”
陸遊在成都生活了八年，晚年回到故鄉紹興，仍心懷夢縈，感慨那是自己最好的人生時光：“春夜挑燈話別愁，此心已在錦江頭。舊時處處塵昏壁，想複長吟為小留。”
這片土地就是如此神奇，充滿詩情畫意。那麼，它孕育出自己的詩賦大家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事實是，早在漢初，漢賦奠基人、賦論大家、文學大師司馬相如就出生在這裏。
他的賦，勢體宏大，文思蕭散，控引天地，錯綜古今。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高度評價：“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不思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班固、劉勰稱之為“辭宗”。
最為厲害的是，他以一首賦作走上政治舞台。漢武帝劉徹於偶然之間讀到《子虛賦》，喜歡至極，以為是古人之作，歎息自己不能和作者生於同一個時代。狗監楊得意對劉徹說：“此賦是我的同鄉司馬相如所作。”劉徹驚喜之餘馬上召見，司馬相如又以一首《上林賦》，深得劉徹嘉許，被封為郎。
可以想見，自幼就喜歡辭賦，且生於斯、長於斯的揚雄，對這位前輩鄉賢是如何的欽敬有加，佩服不已。在揚雄心目之中，相如“弘麗溫雅”的賦作堪稱典範，於是，“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
曆史再次重演，又一位賦作大家在這片土地上站立起來。
真是像極了！隻不過在這出戲裏，漢武帝換成了漢成帝，楊得意換成了楊莊，司馬相如則換成了揚雄。
在《答劉歆書》中揚雄自道：“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禦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
公元前十二年，漢成帝元延元年，四十二歲的揚雄接到詔令，離開成都，以一個文學家的身份走入大漢都城長安。
三。
長安，自古以來究竟牽係了多少人的綺麗夢想？
與揚雄隔了七百五十四年，唐玄宗天寶元年，同樣是四十二歲的李白也接到來自長安的詔令，為此他欣喜若狂，不僅“呼童烹雞酌白酒”慶賀，而且“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天真地認為就此可以實現“願為輔弼”的遠大誌向，能夠破柴門，濟蒼生，安社稷。但最後，現實將他的美夢徹底擊碎，隻能自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而長安之於揚雄，卻既沒有夢想，也沒有期待，更沒有奢望。他甚至上書成帝提出要求，“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由，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不要俸祿，不被雜事纏身，隻做一個潛心書齋自由自在的文人。漢成帝笑了，下詔不奪奉，並且“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
來，是承詔而來，沒有受寵若驚，甚至連過多的欣喜也沒有。留，是順承上意，沒有身居要津的顧盼自雄，更沒有放眼未來的雄心勃勃。泰然如素，平靜恬淡。那就在待詔承明庭的黃門侍郎位置上，運用自己的才思，踏踏實實地做個粉飾太平、謳歌時代的禦用文人吧。
他偏不。
由楚騷衍生出的漢代大賦，特點是“鋪采摛文，體物寫誌”，側重寫景，借景抒情。他要用手中的筆，在賦中上諷諫之意，抒針砭之懷。
公元前十一年正月，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後土，以求繼嗣，揚雄跟隨其後，回來後作《甘泉賦》以諷諫。
同年三月，成帝“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祭罷，一行浩浩蕩蕩遊於名山大川，走到殷、周廢墟時，成帝“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獻上《河東賦》以針砭。
十二月，成帝羽獵，揚雄隨從。他認為帝王“宮館、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禦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複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又寫下《羽獵賦》以諷刺。
公元前十年，成帝想在胡人麵前顯擺，發民捕獵，然後將熊羆、豪豬、虎豹、狐菟、麋鹿，載以檻車，送到長楊射熊館。讓胡人手搏，自取其獲。揚雄為此寫出《長楊賦》，借翰林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刺。
然而，無論《甘泉》、《河東》，還是《羽獵》、《長楊》，均寫得返虛入渾，積健為雄，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如同空潭瀉春，古鏡照神，美輪美奐，贏得包括漢成帝在內的所有欣賞者為之掌聲如潮，讚不絕口。
但，唯獨作者悶悶不樂。
揚雄開始進行自我反思：“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漢書·揚雄傳》）。
他認為諷諫是賦的重要寫作使命，在華麗的辭藻、盛大的鋪排中，借景抒懷，推類明意，現在呢，看賦的人隻見到浮華的文字表麵，而無視意欲表達的諷諫主題，這就失去了作賦的本意，豈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