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認為，對於儒家精神的理解最好從常識入手，不能人為地賦予其神秘色彩。這就對西漢當時盛行的神秘“天人感應說”和讖緯迷信思想，以及種種荒誕怪異之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雲。”（《法言·重黎篇》）“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法言·君子篇》）揚雄認為，流傳的緯書不但不實，而且濫用巫術鼓吹，實為荒誕不經之論。
他在《法言·吾子篇》中寫道：“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可見，他不僅自比為孟子，以孔孟之道的直接傳承者自居，而且給自己定下了責無旁貸的大任，要以一己之力，廓清儒學發展道路上的塞路者，盡己之能恢複業已被篡改的經典儒學的真麵目，展示儒家的精神原貌。
其實，以思想建樹而言，揚雄的造詣還遠遜於孟子，但他在儒學被讖緯神秘思潮包圍的西漢末年，能重新廓清傳統儒學，辟陰陽家之言，使儒學與之截然分離，實乃功勳卓著。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隻有一揚雄。”這是千年之後王安石對他的感歎，司馬光更是推尊他為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六。
寂寥和落寞，永遠是文人的宿命。
一部中國文化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文人蹭蹬失意史，裏麵飄蕩著太多的窮困、潦倒、抑鬱、悲號。
大多數文人因科舉失意，或人生狹窄逼仄，種種生活的艱難境況常常是自怨自艾，悲戚愁苦，精神萎靡，登高絕望，途窮哭返，筆下呈現出的多是歎老喈悲的人生灰暗呻吟。
這中間不乏人生誌趣高邁者，如遭驅逐的屈原、被流放的蘇軾、被貶謫的柳宗元……他們在遠離廟堂、播遷漂寓的天涯亡旅中，較之於前麵那個人群，表現出了更多文人的剛性與韌性，或仰天長問，或掀須朗笑，或將困苦的羈旅當做一場豁達的瀟灑遊玩。
但仔細看，他們從政治中心的出走都屬被迫，他們的超脫與不在乎麵龐下隱隱有幾許故作輕鬆的成分。
揚雄完全異於他們，他是一個孤標。
從公元前十二年，四十二歲的揚雄因文名而被漢成帝詔見入京始，他就表現出一種“萬物不可加於我”的人生恬淡之態。他上書成帝，“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由，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隻想躲進書齋裏，做個純粹的文人。
繼之的兩年中，他以四篇賦作名動京華，同時更深得最高統帥的賞識，這對一個文人來說是何等求之不得的榮譽，但他此時卻認定自己的文章隻是“壯夫不為”的“篆刻雕蟲”，果斷停止了這種在自己看來非常無聊的寫作。
漢哀帝時，外戚丁、傅和哀帝的同性戀朋友董賢大紅大紫，“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但揚雄卻沒想去攀附這些人，走走曾一同共事的董賢的後門，而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專心致誌地寫起他的《太玄》。
揚雄初為黃門侍郎時，與王莽、劉歆同僚。朝夕相處的工作崗位，彼此共同的對儒家文化的傾心愛好，自然使得他們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友誼。但王莽後來很快被封為新都侯，並出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三職。劉歆也在哀帝時任侍中太中大夫，再升為奉車都尉，領校秘書府圖書，而比他們年齡更老的揚雄卻三世不徙官，“位不過侍郎”，在給事黃門的板凳上一動不動。
淡泊名利、衝穆自守的揚雄，班固稱他“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如果僅指“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揚雄確實做到了。
揚雄死後，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桓譚：“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桓譚回答：必傳。隻是你與我見不到了。“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桓譚的眼力真是厲害！揚雄死後四十年，《法言》果然大行於世。
一個在他所處時代騰達亨通的文人，必在他身後的時代裏湮滅。而真正的文人，雖在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淹蹇，也一定在他身後的時代被人尊崇。
七。
在東漢崇拜揚雄的龐大文人群體中，班固就屬於一個。
他對揚雄的仰慕顯而易見。《漢書》中為一個人單獨作傳，且不惜筆墨分為上下兩章，享有此殊榮的隻有兩位：一是王莽，一是揚雄。
詳述王莽，是為了盡情批判與撻伐；細說揚雄，則純係發自衷心對揚雄的景仰與愛慕。
因了這份愛戴，他不僅將揚雄的所有賦作原文照錄到傳中，甚至還長篇摘錄揚雄的《法言》與《太玄》等作品，但奇怪的是，他對於揚雄另外兩篇重要作品《劇秦美新》和《元後誄》卻隻字未提。
這中間有著班固內心的巨大隱情。
奉詔修史的班固站在東漢統治者的正朔立場上，認為王莽新朝屬於大逆不道，是篡漢行徑。揚雄的《劇秦美新》，卻寫於公元九年王莽代漢的新始建國元年。在這篇文章中，揚雄寫下了“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之類指斥秦朝、謳歌新朝的文字，為王莽歌功頌德之作。
公元十三年，元後王政君死後，王莽詔揚雄作誄，是為《元後誄》，誄文中說“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同樣是在讚美新朝，揚頌王莽。
這麼一個潛心書齋、與世無爭、“恬於勢利乃如是”的君子，怎麼能寫出逆附漢賊王莽的阿諛之文呢？愛惜偶像羽毛的班固，於是悄悄隱去了這兩篇文章，他不允許偶像有此汙行。
不獨如此，班固在《揚雄傳》中還刻意說：“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複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言下之意，貌似揚雄是新朝的不合作者，這句“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也含糊其辭，語焉不詳。
其實，揚雄並非因為“耆老久次”的老資格而獲得的大夫之職。
新始建國元年，王莽擢拔揚雄為中散大夫，比二千石秩，這說明王莽對揚雄非常器重，而揚雄也在此年寫下《劇秦美新》，真心表達自己的擁戴之情：“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兩年後的公元十一年，發生了揚雄的投閣事件。原因是劉歆之子案發，案件牽連到曾教劉歆兒子生僻奇字的老師揚雄。天祿閣上正認真讀書的揚雄，聽到獄吏要來捉拿他，從閣上縱身躍下，幾乎摔死。
此事通常被人們看作是揚雄受王莽迫害的鐵證。
其實，班固自己都在《漢書》中說：“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這說明王莽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後來，還是王莽親自下詔不要追問揚雄，這也才有了公元十三年元後死後，“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揚雄欣然命筆的《元後誄》。
那麼，這位從成帝、哀帝、平帝時一直“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的素不與事者，怎麼到了王莽的新朝忽然一改稟性，阿諛起來，攀附起來？
隻有一個解釋：在揚雄的心目中，王莽是以有德之新朝代無德之漢朝，符合“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的思想，是正統之禪。所謂篡漢，隻是到了東漢班固這裏才有的概念。
事實上，看王莽登基前的民心所向即可見一斑。錢穆先生說：“莽建設之魄力，製度之盛如此，毋怪漢廷儒生誠心擁戴矣！”我在《劉歆：雄踞兩漢的一座學術重鎮》一文中寫過，若非王莽獲得眾人真心擁戴，就無法理解以劉歆、揚雄、桓譚為代表的一大幫放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中都屬於重量級的文化精英，為什麼那麼死心塌地地追隨著他，信仰著王莽。
至於後來日益迷信化、刻板化、教條化的王莽如何讓人厭煩，那是題外話了。但在新朝初創的此時，揚雄真心擁戴王莽，王莽真心器重揚雄，均為事實，無可隱諱。
所以，無論班固對揚雄的美化，還是明人用“士一失身難自雪，千秋史載莽大夫”對他譏刺，抑或郭沫若先生義憤填膺地指責他失節，都屬以己之意，度古人之腹，是同樣的不明就裏。
八。
但揚雄很快看出了麵前這個王朝的一片虛假性繁榮了。
他再次退回到自己書籍遍布的閣樓裏，從此再不見有任何歌功頌德的文賦。
時局的黯淡讓他心灰。人至暮年，又連喪二子，更增添了他無盡的悲哀。桓譚在《新論》中寫道：“揚子雲為郎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
貧困潦倒中的他已無意麵前這個神話、謊話、鬼話滿天飛的王朝，而這個搖搖欲墜的王莽新朝，似乎也已忘記了他。
那就孜孜於書閣，旁搜遠紹，著書立說，為心中的一份神聖使命——為聖人立言，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燃盡自己最後一滴蠟油吧。
“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這是陶淵明的歎貧傷世之作。
一樣喜歡飲酒、同樣貧困不堪的揚雄，卻沒有這份淒苦的心情，《漢書·揚雄傳》說他，“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巨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
此時，他的眼前是否晃動著賣卜市中，得十錢就卷簾回屋讀老子的老師嚴遵的身影？“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亨利·米勒在《北回歸線》中說：“我們本來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還有什麼比這更加悲哀的嗎？”
揚雄當然不可能聽到這話，但他以老死貧困之中的枯瘦之軀，告訴人們，什麼是瓢食簞飲居陋巷，晏如也。
公元十八年，揚雄別世。寒風中，為他起墳送葬的，隻是那個叫侯芭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