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而他聯想到往時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向漢武帝上《大人賦》，本來想諷諫他好仙追神的虛無，漢武帝看後卻反而飄飄有淩雲之誌。
揚雄為此得出結論：“賦勸而不止，明矣。”既然不能勸諫，那麼賦就不光是“雕蟲小技”，而且“頗似俳優淳於髠、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複為”。
作為與司馬相如齊名的漢大賦泰鬥，自此，他再也沒寫過一篇賦作。
這是天性使然。
四。
這種天性的養成，卻和一個人有著直接的關係。
揚雄在《答劉歆書》中自言：“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
兩位老師，一個是通明訓詁，尤曉異代方言的遠親林間翁孺，這對他後來寫成《方言》著作影響巨大。另一位就是嚴遵。
嚴遵，字君平，成都人。原名莊遵，後為避漢明帝劉莊之諱，改名嚴遵。清虛自守，自甘淡泊，德高學深，而且不屈身事人，是一位隱於市井的高人。他自甘貧賤，賣卜於市，數十年不改其業。這位老先生還有個怪癖，每天隻為數人卜筮，“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漢書》說：“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這樣的人的確讓所有人欽敬，何況是親聞咳唾的學生。揚雄在《法言·問明》中稱讚乃師：“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
以隋侯珠、和氏璧形容乃師，且“吾珍莊也”的揚雄，可見對老師學問及人品的深切服膺，嚴遵的“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自然影響到他的為文與為人。
於是，揚雄“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的天性，也就找到了答案。
然而，這樣的人永遠不合時宜。
漢哀帝登基之後，先前不可一世的王氏外戚集團大廈立傾，代之的是新外戚丁、傅兩姓的權傾朝野，哀帝的同性戀友董賢也如日中天，炙手可熱。所有跟隨這三家跑的人都得到了升遷重用，表現奇佳者如朱博，火線提拔，官至臣相。
罷黜或升遷，那是他們的事情，這一切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不為外界吵吵嚷嚷所動的揚雄，更像個得道的高僧。
他關起門來，將喧囂避之門外，為自己的書案保存一份雅靜。
賦，是堅決不寫了，那就追《老子》、《易經》之意，發自己之懷，寫寫《太玄》吧。沒有什麼目的，隻是想在這紛亂擾攘的世界守住自己這顆泊如的心。
電影《全民公敵》主人公迪恩有句著名的道白：“當你周圍全是妓女，而你還守護著處女的貞操，那麼你就會成為公敵，遭到所有人的恥笑與挖苦。”
揚雄就處在被嘲笑的位置。
他沒有為此憤怒，或者不屑一顧，置之不理，而是寫下一篇《解嘲》，用對話的方式為自己解嘲，同時譏笑那些嘲笑者。
《解嘲》中，客問：“……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曆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揚子回答：“……當途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從這問答中可以看出，揚雄的人生取向不是無所進取，躲於書齋不理世事，而是有著“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鮮明儒家情懷。因為他比別人看得更清澈，天下大亂，朝廷顛簸，大臣們相互傾軋，“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此為他所不屑，所以“默然獨守吾《太玄》”。
這種人生取向，同樣可以追溯到他求學時麵對屈原的態度。
揚雄早年深以屈原之文遠遠超過司馬相如為奇，對屈原不遇明君，自沉於江的遭遇深表哀惋。長發，寬袍，玉珮，香草；一片浩渺的大澤，一縷枯瘦的詩魂，一聲回響天宇的歎息，一彎躍向汨羅的弧度，這種種意象在深喜辭賦、同為文人的揚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波瀾。“悲其文，讀之未嚐不流涕也。”
但揚雄並不以屈原懷石自沉的做法為然，他認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怎麼能以自戕的方式來結束自己？於是，作《反離騷》一篇，然後詩人氣質十足地自岷山投於江中，以祭屈原。
仔細看，揚雄這短短的一句話，其實來自三個古人的嘴中。
老子曾對問禮洛陽的孔子說：“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以行。”孔子告誡弟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荀子在《宥坐》中說：“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將學問的探討與個人人格的修養融為一體，這一點顯然與董仲舒之後的那些經學家有著本質的差異。以儒為本、援道入儒的思想學術根基，使得揚雄始終能甘坐在冷板凳上，博學深謀，修身端行，心無旁騖，守己持正。
在揚雄看來，被時儒改造過的經學化的儒學，或讖緯化的經學徹底歪曲了經典儒家的真麵目，他期望以自己的身體力行來糾正儒學發展中的偏向，從而純淨儒學，重振儒家精神。
這就是《漢書·揚雄傳》中所說的：“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曆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能站在客觀的學術角度對太史公說三道四，在中國，揚雄是第一人。
五。
李白的一首《俠客行》千古風傳，膾炙人口：“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全詩通過赳赳俠客之口，道出了與皓首窮經於書齋的學人不同的另一番人生樣態。
詩中所言之閣是天祿閣，所指之人正是揚雄。
漢哀帝之時，揚雄已經完全意識到“賦勸而不止”，於是“輟不複為”，然後他遷心於別處，“大潭思渾天”。執意不再用自己的賦來為皇家歌功頌德捧臭腳的揚雄，重新確定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將自己在政治上自我邊緣化。
從此，深坐書齋，探研學理，這當然不是為避世而養心靜氣，做此無為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而是一種更為積極的人生姿態，通過自己的述作，重新確立經典，再樹儒家精神。
《太玄》、《法言》於是麵世了。
揚雄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結構上卻與《周易》有著本質的區別。《太玄》和《周易》雖然都認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認為天道並非不可認識與把握。他認為現實世界的一切生命和天地萬物都是由陰陽二氣所生成，陰陽二氣產生於玄，玄是世界生成與發展的根源。
這個貌似無甚意義的理論確立，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它吸收了老子樸素的自然主義天道觀，進而援道釋儒，推翻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進而對因“天人感應說”而產生的讖緯神秘學說進行了根源上的顛覆，直接對後世中國的儒、釋、道、醫、養生和天文、地理、數學等產生了巨大影響。
東漢張衡的“渾天說”宇宙論，就直接受益於揚雄的太玄思想，宋代的“圖書”學統的理論根源，也與揚雄的《太玄》直接關聯。
由於《太玄》文辭堅深，旨遠義幽，不被時人所接受。正所謂“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
就連劉歆這樣的大學問家也不無揶揄地對揚雄說：“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他擔心好友的心血之作被後人用來蓋醬缸。
揚雄的朋友張伯鬆曾盛讚揚雄介紹各地異代方言的專著《方言》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而對《太玄》也極盡鄙薄，“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
但一些卓有遠見的人卻對這部著作給予了極高評價。
同時代的大學問家桓譚，就認為揚雄卓爾蹈孔子之跡，是鴻茂參二聖之才，“子雲所造《法言》、《太玄》也。《玄經》數百年外其書必傳”。
東漢張衡更是以一個科學家的立場評價說：“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教，乃與‘五經’相似，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複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與《太玄》的遭遇不同，《法言》甫一麵世就獲得廣泛好評。
在《法言》中，揚雄確立孔子為宗，指出“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因之強調“孔氏者，戶也”，表達了願以孔子作為自己學習門戶的自覺，和以孔門儒家作為思想宗旨的立場。他認為，孟子道繼孔子，由他傳承的學說才是大道，其餘諸子之論皆為離經叛道之說。
最為可貴的是，他將老子援引入儒，對儒家經典進行了有選擇性的精神補給。“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進而指出，“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在他看來，儒學所宣揚的至真精神至簡至易，它雖然是治國安邦、修身論學的最高原則，但卻是一門人生實踐之學，是孔孟從個人生命體驗中得出的結論，故而不應該存在難解或不可理喻的成分。《法言·孝至篇》寫道：“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業之。故常修道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