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三〇年六月，在學界享有盛譽的《燕京學報》上赫然刊登了一個無名之輩的論文，它就是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
雜誌甫一刊行，立刻迎來好評如潮，嘉譽連連，學界頓時為之震驚。
胡適、顧頡剛等眾多士林大腕人物，更是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作者毫不吝嗇地表達了激賞之情。
因了這篇論文，錢穆不僅以中學教員身份躋身到了燕京大學講堂，而且在學界贏得了廣泛聲譽，奠定了他一生從事經史事業，最後登上國學大師的礎基。
一個年譜，無非就是一個人的生平紀事。錢穆關於劉向、劉歆的年譜考證，何以影響如此巨大呢？
原因說來很簡單。
錢穆以《漢書》為史基，“縷舉向歆父子事跡，及新莽朝政，條別年代，證明劉歆並未竄改群經，《周官》、《左氏傳》二書皆先秦舊籍，而今古學之分在東漢以前猶未彰著”。他以此年譜，力辟晚清經今文家之妄說，特別是對晚清今文經學集大成者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予以駁斥，列舉康氏之說不可通者二十八端，用翔實的事實和堅實的思辨對之一一厘清。
通過對劉向，尤其是對劉歆生平的詳盡考證與清晰梳理，錢穆解決了晚清以降學術界長期關心的一個大問題，即今文經學派所堅持認為的東漢以來所有經學著作皆為劉歆所偽。其《年譜》一出，不僅“震撼了當時的學術界，使人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籠罩中徹底解放了出來”。而且，使得晚清以來的今古文學之爭就此塵埃落定，宣告結束。
由此可見錢穆論文意義之重大。
也由此可見劉歆在西漢學術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如果一個人的學術履曆與一個時代的學術背景深度吻合，一個人的生平瑣事關乎著一個時代的學術足跡，他飄揚的衣襟，緊緊牽扯著他所處時代的文化幕帷，他悠閑的踱步，又表征著他所在時代的文化影蹤，那麼，不管怎麼看，他都會像一座冰雪皚皚的文化高山，讓麵對他的人肅然起敬。
難怪，顧頡剛稱劉歆為“學術界的大偉人”。
一生傲岸的章太炎更是對劉歆心悅誠服，五體投地，他說：“孔子以後的最大人物是劉歆。”
一。
說起劉歆，自然先要從劉向說起。
這不僅僅因為劉向是劉歆的父親，後者與前者有著重要的學術接力與傳承關係，還因為劉向本身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座顯赫的豐碑。任何走進西漢經學史中的人，無論如何都不可忽略他，也無法繞過他。
劉向原名劉更生，字子政，漢成帝初年改名為劉向，生於公元前七十七年，卒於公元前六年，沛縣人。經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三朝，曆任散騎諫大夫、散騎宗正、光祿大夫等職，為西漢著名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
班固在《漢書》裏，沒有為劉氏父子單獨作傳，也沒有將劉向、劉歆放在《儒林傳》中，而是讓他們寓居在一篇不打眼的《楚元王傳》裏。
班固擺這個烏龍，當然有他的理由。那就是劉向、劉歆和絕大多數碩儒出身耕讀之家不同，他們係出名門，而且是大漢朝最有名的那家，正宗王室劉姓子弟。
漢高祖劉邦的同父異母弟楚元王劉交，就是劉向的四世祖。自然，他也是劉歆的五世祖。
其實，就像垂名千古的《文選》，人們永遠記得它的編纂者是蕭統，誰還去過分關心他曾是梁朝的昭明太子？一個梁朝太子的身量，哪裏抵得上一部《文選》作者的永恒聲名？楚元王的逼仄屋簷下蟄伏著兩位名貫今古的文豪，同樣讓人感覺憋氣。
漢初，雖然經晁錯、主父偃的削藩政策與推恩令，大大削弱了劉姓諸侯王的實力，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劉向一脈與位居正朔的皇統主流越來越遠，但劉姓後裔依然享受著皇室子弟的種種政治優待。
劉向爺爺劉富被封為紅侯，劉向父親劉德在漢昭帝、漢宣帝時任宗正，賜爵關內侯，又被封為陽城侯。劉向同樣也享受了這種宗室賜封待遇。十二歲時被漢宣帝任為輦郎，到及冠之年的二十歲，又以操行謹嚴自律被漢宣帝擢升為諫大夫。
如果劉向“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的升遷經曆或多或少還是沾了姓劉的光，屬於宗親緣故，那麼，等到“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數十篇”（《漢書·楚元王傳》），則完全是劉向靠自己真才實學開始躋身上遊，他可謂少年飽學，春風得意。
二。
西漢的學術天空彌漫著一股神秘主義思潮，這深深地影響了劉向，乃至以後的劉歆。
興起於春秋，經鄒衍首倡，再由董仲舒確立的天人合一、陰陽合分儒學思想，此時已經統領政治與學術領域。由此派生而出的讖緯荒誕之說，也在儒學中悄然漸興。流風所布，劉向自然也深受此影響。
所以，專業治經之餘，劉向還票友上了煉金術，而且似乎對此非常熱衷。不然，他不會抱著父親早年得到的一本《枕中鴻寶苑秘書》，認真地向漢宣帝說要為他煉黃金。
結果呢，“費甚多，方不驗”，花了宣帝很多錢，煉出的卻是一爐廢渣，惱火的漢宣帝以偽造黃金罪將劉向下獄，多虧了自家哥哥掏錢贖罪，再加上宣帝憐其才，劉向這才得以幸免。
劉向此舉告訴我們一個樸素的道理：人啊，千萬別自作聰明，離開專業玩票。當賽車手，你可能是第一，但一定不要去玩自己壓根就不懂的文字，更不要將自己吹噓成公知，否則就可能露餡，最後聲名掃地，狼狽不堪。
漢宣帝比較厚道，他不對劉向窮追猛打，而是找準劉向的強項，勒令他去學習《穀梁》。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裏表揚過漢宣帝：“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有漢宣帝的知人善任，劉向終於告別自己淘氣的冶煉票友昨天，回到擺放著《穀梁》書桌前的治經儒生今天。公元前五十一年，他出席了著名的石渠閣會議，講《穀梁》於眾博士前，“複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漢元帝即位，劉向以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與蕭望之、周堪等名儒碩士走上政治前台。
而這個儒家政治陣營所要麵對的，是飛揚跋扈、放縱當道的外戚史高，與欺上壓下、擅權弄私的宦官弘恭、石顯集團。
剛直的文人遇到巧佞的混蛋，注定要倒黴。
這是宿命。
三。
《漢書》說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其實班固忘了說，劉向最顯著的特點是不畏強暴，剛正不阿。
有著這些特點，卻又在官場中混，就像不諳水性，卻要在大海上衝浪弄潮，那麼他遲早會被官場的任何一個浪頭輕鬆吞噬掉。
劉向很快就掉進了巨大的政治漩渦之中。
整個兩漢王朝史，其實就是一部外戚與宦官的交替專權史。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此消彼長，輪番傾軋，輪流上台。劉向與兩漢時期無數正直之士一樣，勇敢地站在了批駁外宦集團的陣營中。
在與宦官集團鬥爭中，劉向一次次利用自然災異，祭出陰陽災異論的法寶，向漢元帝指出弘恭、石顯是罪魁惡首。結果，對方更會利用這個法寶。奸詐而狡黠的對手以其道反製劉向，最後，劉向因此被捕入獄，廢居十餘年。
漢成帝即位後，劉向東山再起，以故九卿身份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後因數奏封事深得成帝嘉許，升遷為光祿大夫、中壘校尉。
伴隨漢成帝的登基，弘恭、石顯勢力相繼倒塌，而以王鳳為首的王氏外戚集團則迅速崛起，並且較前規模更大，權焰更熾。“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後，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
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劉向，再次挺身而出，又向成為新貴的外戚集團展開淩厲攻勢。手中的利器，仍是自然災異現象。他用天人感應理論向漢成帝一遍遍提醒，“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甚至以王氏權位太盛，“集合上古以來，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傅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資治通鑒·漢紀》）。
漢成帝比漢元帝聰明些，他清楚知道劉向顯訟宗室，譏刺王氏，雖然言多痛切，但皆發於一片至誠之心。雖然他數次想啟用劉向為九卿，但終因不為王家兄弟允可，所以隻好作罷，就讓他的屁股在列大夫位置上將此生坐穿吧。
詩人不幸國家幸。仕途的淹滯不前，恰恰成就了他一生最輝煌的事業。
葉芝在詩中這樣寫道：“當你老了，頭發灰白，滿是睡意，在爐火旁打盹，取下這一冊書本，緩緩地讀，夢到你的眼睛曾經有的那種柔情，和它們的深深影子。”
劉向會在滿是睡意的老年，因了自己寫就的一冊《別錄》而深深歡喜的。
漢文、景之時已漸開獻書之路，有意收集秦禁燒之後散佚在民間的書籍，使這些書籍“皆充秘府”。這些收集來的典籍浩如煙海，且珠目混雜，散亂無章，通經重儒的漢成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劉向閑著也是閑著，於是在公元前二十六年，“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漢書·藝文誌》），劉向總領其事。
中國曆史上首次大規模的文獻整理工程就此展開。
寂靜的秘府裏，文獻汗牛充棟，昏燈素案上，擺滿斷簡殘帛。嚴謹的校書者們，搜羅爬剔，上求下證，小心地擦拭著每一個蒙塵的文字，來回比對著每一段疑竇叢生的文獻。
劉向不愧被人稱為“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在他領導之下，文獻整理者們對秘府內收集的各類竹簡帛書，辨偽，校勘，比對，刪重減複，確定書名，最後“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這些敘錄最後結集為皇皇二十卷之巨的《別錄》，為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書目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