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立刻如獲至寶，他看到了他眼中的蛟龍。
“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漢書·楚元王傳》）由此，他致力於對古文經典的係統研究與發微，“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左氏春秋》係左丘明所作，孔子在《論語》中說過這樣的話：“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劉歆認為，左丘明的好惡與聖人同，而且親見夫子，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是在孔門七十子之後才出現的，後者的寫作自然靠的是傳聞，而傳聞與親見存在著巨大差別，那麼《左傳》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因為劉向所鍾愛的是《穀梁春秋》，為此父子兩人之間，在家裏搞起了學術研討，“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也由此，劉歆開創了西漢學術史上與今文經學相對立的一個重要學派——古文經學，並從此走向了致力將古文經學從民間立於學官，並為之不懈呼號的道路。
古文經學是相對於流行在西漢的今文經學而產生的學術概念，從文本上說，主要是指先秦用大篆籀文和六國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典；從內容上說，它不似今文經學以義理解經，不追求微言大義，而更為注重曆史事實的陳述，因而實證色彩濃鬱。
劉歆的出現，使古文經學走上了曆史舞台，也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
七。
劉歆以反潮流的姿態，一個人孤憤地出現在公元前六年的西漢學術舞台上。
他以卓有獨見的眼光發現古文經學更接近原儒精神，為此，他向漢哀帝上書指出，應該將《春秋左氏傳》、《毛詩》、古文《尚書》等古文經立於學官。漢哀帝讓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看看大家的意見，而眾博士對之集體選擇了失聲，“或不肯置對”。沉默無語，是對人最大的不屑，也最易激起倡導者的憤怒。
盛怒下的劉歆奮筆疾書，指責那些頑固守舊的太常博士，對固守今文經學的大臣、博士進行了淩厲而尖銳的批評。
這就是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
在這封公開信中，他寫道。
“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征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這封其言甚切的信一經公布，立刻招來一片非議之聲，“諸儒皆怨恨”。一些名儒、大臣、博士利用各種方式予以反擊或抵製。光祿大夫龔勝，因為劉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用辭職的方式向朝廷抗議。大司空師丹，則憤怒地向哀帝上奏“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
漢哀帝沒有站在意識形態上看，他認為劉歆無非是“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沒有治罪的道理。
在堅硬的現實麵前，劉歆終於知道自己是多麼柔弱無力。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惹下眾怒的劉歆，“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複轉在涿郡，曆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複為安定屬國都尉”。高舉的是神聖的文化使命，背負的卻是落荒而走的狼狽背影。
但這場戰爭還遠遠沒有結束，一切隻是開始，野百合在等待著屬於它的春天。
八。
春天說來就來了。
公元前一年，漢哀帝執意不跨入新世紀了，駕崩。
中山王箕子嗣位，是為漢平帝。太皇太後王政君臨朝，著名的斷臂美青年董賢自殺，大司馬王莽雄赳赳出場。
中年人隻有社交，沒有友情，隻有少年時結下的友誼才最為牢靠。
全麵複興的王莽，沒有忘卻當年同為黃門郎的劉歆。
從而，劉歆迎來了他人生最為璨華的部分，或者說第二春。《漢書·楚元王傳》載：“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後。太後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
與紀念人生第二個春天的來臨無關，為避漢平帝劉欣諱，劉歆在這年為自己改名：劉秀。
政治地位的崛起，意味著劉歆所主之學的地位必然漸重，古文經學從此走向主流。王莽執政後立即召回劉歆，倍加信用。劉歆在新朝先後擔任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國師，位居赫赫四輔之列。而且正式將《毛詩》、《左傳》、古文《尚書》、《逸禮》等古文經立於學官，從此古文經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並成為一切安邦治國行動的綱領。
史家向來認為王莽前半生是曲學阿世，欺世盜名，後半生是率爾篡漢，偷有神器。進而，對助紂為虐的劉歆進行撻伐，甚至認為劉歆的古文經典全係自己一手偽造。於是，有清一代學人紛紛傾向今文經，康有為先生即持此論。
其實，無論在王莽自己，還是從曆史角度看，王莽都沒有“篡漢”。
梁啟超就批評老師康有為，說他沒有搞懂兩漢經學中的“受命”說。即人們不再認為國家為一姓之國，而是君權神授，隻有享德之人才配受命為君，當德散道垮，上天就會收回成命，轉而授命於他人。
可以說，王莽是以一個標準儒家的自我身份體認，背負著儒家所賦予的強烈使命走上權力祭壇的。這個抱負，就是內聖外王，複古改製，尊崇周禮，一掃西漢末年的種種積弊沉屙，希冀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終實現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國。
這充分表現在他幼年即著儒服、敏學好求、折節行仁、克心履禮，也表現在他以安漢公身份執政後，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深執謙退、推誠讓位的行為上，更表現在他“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製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的重儒尊教上，還表現在他始終對一幫知識分子的衷心讚賞與大膽重用上。
否則，就無法理解以劉歆、揚雄、桓譚為代表的一大幫放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中都屬於重量級的文化精英，為什麼那麼死心塌地地追隨著他，信仰著他。
兩千年後的一個博古通今的文化大師，對王莽寄予了無限的讚許態度與思慕幽情。錢穆先生說：“莽建設之魄力，製度之盛如此，毋怪漢廷儒生誠心擁戴矣！”
九。
迷信、刻板、機械複古主義者王莽的新朝，更像是一場亂哄哄的鬧劇。從公元前九年建國伊始，反抗新朝的農民起義就此起彼伏，到公元十七年之後，終於形成了勢不可當的綠林、赤眉農民對抗力量。這些都一一倒映在劉歆的眼睛裏，以經治國、以禮安人的理想漸漸破滅，他為之無奈，彷徨，失望，終至絕望。
在王莽新朝紅極一時的國師嘉信公劉歆，此時叫劉秀，可曾記得父親劉向當年的那聲諄諄教導：“賀者在門，吊者在閭”？
起碼在決定讓女兒劉愔嫁給王莽兒子王臨那刻，他是忘了的。
可以將自己貨與帝王家，但女兒絕不可嫁入這種家庭的。因為任何一個纖細的變故，都會因之雙向帶來不可預計的災難。
忘記意味著背叛，而這要付出代價，而且很大。
為此，劉歆先是失子。甄尋裝神弄鬼假作符命，說漢平帝皇後、王莽之女黃皇室主是自己的老婆。王莽大怒，審訊甄尋時又牽連到劉歆之子和他的弟子門人，於是一並被殺。喪子之後劉歆的悲憤之情可以想見。
公元二十一年劉歆再次失女。
劉歆女兒劉愔是王莽兒子王臨之妻。《漢書·王莽傳》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複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奸、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
連喪子女於王莽之手，此時的劉歆對王莽，已經是由愛變恨，由恨變懼，由懼生異。
而此時，劉歆已經不被王莽所重，乃至公孫祿都敢在朝廷進諫：“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再加上失子之疼，喪女之痛，這些都加劇了他對王莽的仇恨與離異之心。
國之將亡，必有妖言惑眾。公元二十二年，地皇三年，圖讖再起。宛人李通說圖讖：“劉氏複起，李氏為輔。”穰人蔡少公也言圖讖：“劉秀當為天子。”道士西門君惠根據天文讖記也向衛將軍王涉說：“星李掃宮室，劉氏當複國，國師公姓名是也。”
種種圖讖之說，都在折磨著劉歆的心理，加劇著他的心跳，既懼又怕且恨的劉歆終於決定秀才造反了。
“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伎及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秋，七月，伎及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銼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並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資治通鑒》）。
生逢亂世，身如飄萍，縱然是一個出入今古、遊走八荒的文化大師，在政治風暴席卷之下又顯得多麼孱弱而無力！
卷於政治漩渦中的劉歆死了。而那個校典籍、倡古經的劉歆，卻永遠活在了中華文化的璀璨星空之中。
隻要抬頭向文化夜空望去，就能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