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部書，宣告了在中國學術史上，校勘學、目錄學正式臨盆。
在劉向領導的這個中國最早國家文獻整理的學術陣營中，一個年輕的忙碌身影備受矚目。
他將用自己的學術造詣，打造出一座學術高峰。
四。
是的，他是劉歆。
劉歆，字子駿，劉向幼子，約生於公元前五十年，卒於公元二十三年。
《漢書·楚元王傳》載：“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
一方麵由於深厚的家學淵源，一方麵源自個人生性聰慧，劉歆很早就展現了他卓異不俗的為學天分，聲名遠播。《資治通鑒》詳細記錄了漢成帝召見劉歆的場麵：“左右嚐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
滿心歡喜的漢成帝立刻喜歡上了麵前這個英氣逼人的少年，想讓劉歆當中常侍，並立刻喚人取來官服，當下就要任命。
“中常侍”一職在西漢不可小覷，擔任此職者多為皇帝愛幸之臣，可謂備受寵幸。當時權貴子弟及幸臣以侍中為榮，紛紛爭任其職。如貴戚子弟十五歲的張辟強，十八歲的霍光，不足十歲的金賞、金建均受其職，他們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相嬉戲。
漢高帝時的籍孺，漢惠帝時的閎孺，漢文帝時的鄧通，漢哀帝時的董賢都曾任過此職。
此時，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遍布朝廷。朝廷之事事無巨細，所有裁決均由王鳳拍板。
漢成帝想任劉歆為中常侍，身邊的人就提醒成帝：這事是不是得先與大將軍王鳳溝通一下？漢成帝生氣了：這樣的小事何須大將軍？左右人叩頭爭之，無奈下，漢成帝告訴了王鳳。王鳳哪裏會允許一個整天詆毀自己的政敵劉向的兒子走到皇帝身邊，他很堅決地搖頭否定。最後，漢成帝隻好怏怏作罷，退而求其次，讓劉歆待詔宦者署，為黃門侍郎。
黃門侍郎雖品級稍低，但也不簡單！董巴《漢書》中說：“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矣。然則黃門郎給事於黃闥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看看今天領導身邊的秘書、司機有多硬朗，你就可以推測出皇帝身邊的侍郎有多風光。
鑒於複雜詭譎的朝廷內爭，擔心兒子少年得誌，忘乎所以，劉向甚至專門為劉歆寫了一篇《戒子歆書》，引董仲舒名言來說明福因禍生、禍藏於福的道理。文章大有深意，原文抄錄如下。
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雲：“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吊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吊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吊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吊者在門，賀者在閭”也。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栗栗，乃可必免。
戰戰栗栗，乃可必免。這是一位洞悉社會險惡的慈祥父親的忠告，也是一個在政治角逐場上傷痕累累的鬥士的經驗之談。年輕的劉歆能否聽懂其中的弦外之音，不得而知，但這句“賀者在門，吊者在閭”的告誡，最後卻十分準確地應驗在了劉歆的人生謝幕時分。
這是後話。
五。
研讀西漢曆史，常常迷醉於這樣一種文化景象。
一位搖櫓出海的艄公，旁邊是一個等待成長的少年。天涯無際，海闊浪高，艄公漸漸老去，最終筋疲力盡，倒在了前行的航程之中。成長起來的兒子，穩穩接過父親手中的槳櫓，承繼起前輩未竟的事業，用超凡膽識與卓犖才華，將一葉孤舟駕成一艘艨艟巨艦，直抵輝煌的彼岸。
在司馬談、司馬遷如此，在班彪、班固如此，在劉向、劉歆更加如此。
自公元前二十六年受漢成帝之命，劉向領導的國家文獻整理工程啟動伊始，劉歆就加入了這個團隊，到公元前六年劉向老死任上，劉歆已在這間中國最早的古書校勘所裏浸淫了二十年之久。
二十年的展卷細研、博覽古今，二十年的旁搜遠紹、書海遨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學富五車、貫通古今的大家碩儒，更別說少年時就已通《詩》、《書》，對‘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的劉歆。
事實上，在這個學術陣營裏，劉歆以其堅實的知識根柢和精湛的治學方法，很早就成為了中堅。所以，劉向死後，漢成帝又任劉歆為中壘校尉領校五經，繼領這個學術團隊前行。
這是中華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時刻。
公元前五年，劉歆終於圓滿完成了這項曆時彌久、影響深遠的浩大文化工程。
此次大規模圖書整理、校勘工作，共整理出圖書三萬三千零九十卷，幾乎囊括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古籍。我們今天能夠讀到先秦之書，珍貴的上古史文獻流傳至今而不致湮沒，得益於劉向父子等人對檔案文獻的編纂整理，以及曆代學者的不斷輾轉翻刻。
此次校書工程中，首創性地把收集不同版本、校勘、整理、編修目錄、考據等項工作結合在一起，首次把文獻典籍進行了分類和編目，使雜亂的學科、流派各歸其類。而且廣收眾本，仔細勘對，相互補充，剔除重複內容。在校勘文字、刊定脫誤中，采用“本校法”和“對校法”比對性校讎全文，厘定篇目，題定書目。每校完一書，便確定合適的書名。對於簡冊則根據邏輯順序或時間順序確定各篇次第。
仍是經劉氏父子首創，目錄學和校讎學遂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為此後的文獻學家、曆史學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文獻整理編纂方法。史學家章學誠曾從理論角度對校讎進行過總結，在《校讎通義》中他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之故者，不足與此。”
劉歆在其父劉向編纂《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細研深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班固後來根據《七略》寫《漢書·藝文誌》，這種編目方法上的創新，是研究目錄學的開端。從此，明確進行書籍分類的思想誕生了，人們開始注重文獻典籍的編目和分類，許多學者明確地把書籍分類和編目看作一種體製和綱紀。
此外，劉歆還創造性地運用了互著和別裁的方法，即對歸入一類而不能概括全部內容的圖書，分別著錄在相異類目下，以充分指示圖書內容，便於讀者查閱。如《伊尹》、《太公》兩書，分別見於諸子略的道家類和兵書略的兵權謀類，是為互著；《管子》歸入諸子略道家類，其中《弟子職》一篇，裁出別歸“六藝”略孝經類，是為別裁。
範文瀾在《中國通史》中給予《七略》極高的評價，他說：“西漢後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對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的事業，那就是劉向創始、劉歆完成的《七略》……《七略》綜合了西周以來主要是戰國的文化遺產，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隻是目錄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其可貴的古代文化史。西漢能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
可惜，劉歆的《七略》與劉向的《別錄》在今天均已散佚，我們隻能通過《漢書·藝文誌》來略窺它們的風神了。
六。
由於秦禁焚之令，造成了儒家經典的大規模消亡，所存者也隻是隱匿在民間的殘簡斷章，而且由於秦統一文字，也使得漢時學人不能盡辨早期的六國之文。儒學中的《尚書》、《詩經》、《春秋》等經典著作，此時基本是靠儒師的個人理解口口相傳，再由弟子衍生經義而得。
這就使得儒家經典的闡釋雜亂而無宗。以《春秋》為例，在西漢初年就有《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到劉歆時又出現了《左氏春秋》。
自公元前一四〇年，因為當時大一統的社會現實需要，董仲舒“公羊學派”以“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力圖在儒家經典中找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使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者終於實現多年來的願望，儒學從此獨占國家意識形態寶座。準確地說，是“公羊學”成為了西漢的統治學說。
但以《春秋公羊傳》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義作為國家行政指南，尤其是司法實踐的膠柱鼓瑟行為，帶來的後果是，儒生不顧社會現實的變化與客觀需要，濫用經典語錄，牽強附會，僅僅滿足於引用經典語錄來為現實服務。這使得儒家經典的闡釋，具有明顯的隨意性，伴之產生了空疏不實的流弊和各種歧異性的理解。比較典型的，有董仲舒的第三代傳人孟卿等人對一些災異現象的分析。
古文經學是否被允許進入官學，勢必成為一場文化之爭，或曰政治意識形態之爭。
公元前五十一年，石渠閣會議召開。此次會議雖然將《穀梁春秋》列入官學，打破了《公羊春秋》一家獨尊的局麵，使官方意識形態相對呈現多元趨向，但儒學政治化卻帶來了其學術價值的降低，再加上當時儒學注重師法家法，造成了其後學隻是各守門派，從整體上把儒家經典引向煩瑣一脈。這就是《後漢書·鄭玄列傳》所說的：“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
讀書如涉水，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
博覽群典的劉歆，在秘府校勘整理圖書過程中，接觸到了《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尚書》等一批先秦典籍，經過與此前他所熟悉的《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今文《詩經》、今文《尚書》認真比對分析，他認為古文經典更接近儒經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