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到《詩經》，心裏頓時就生發出一種安謐，一種寧靜。
那輪遙遠升起的明月，那句欲說還休的愛慕，那片寧靜的在河之洲，那棵寄托相思的梅樹……無不透著一種幹淨與純粹的底色，向今天散發著樸素、恬靜的無限美意。
不能想象，如果沒有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退居書齋，進行文化搶救性質的刪定《詩經》工作，那聲充滿閨怨的“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否還能回響在今天的案牘？
同樣不能想象，如果沒有一對毛姓叔侄在禁焚儒籍、斯文掃地的暴秦之時，懷揣典籍，遠走他鄉，再次進行文化拾荒，悉心整理《詩經》，那句充滿歡愉的“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隻君子，福履綏之”，今天可還會在我們的口中傳唱？
不能想象。
梁啟超先生曾說：“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我們今天看到的真金美玉、字字可信的《詩經》讀本，就來自毛亨、毛萇的嗬護與珍藏。
一。
但凡受過點基礎漢語教育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詩經》。
作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源頭之一，《詩經》一直受到曆代讀書人的尊崇，經曆兩千多年，已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被融入華夏文明的血液。
《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一部現實主義的詩歌總集，收錄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即公元前一一〇〇—前六〇〇年左右的詩歌三百一十一首。其中六首為笙詩，隻有題目，沒有內容，去而為三百零五首，故又簡稱“詩三百”。
《詩經》內容上包括十五國風、大小雅、周魯商頌。“風”是指各地方的民間歌謠，“雅”為貴族的宮廷正樂，“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用以祭祀宗廟的舞樂。《詩經》表現手法為賦、比、興。其中直陳其事叫賦，連類譬喻叫比，以他物引起所詠之物叫興。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作為一本古老的詩集，它自然應該享有人們應有的敬意，但何以能夠成為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並被曆代學者大雅傳誦，講習不止？
首先由其“史詩”性質所決定。
像西方的史詩《伊利亞特》被認為是信史一樣，形象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各個層麵生活的《詩經》，內容浩繁，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間的宴飲交往，還有底層百姓的怨憤，兼有反映勞動、戀愛、婚姻等方麵的動人篇章。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曆史特征。
因而，《詩經》以曆史的記述者與見證人雙重身份出現，而不再是一部簡單的詩歌集本。清人說“六經皆史”，其意就是指此。
其次得益於孔子的大力首倡。
在孔子那裏，《詩經》不單純是部文學作品，而是承載著政治和曆史、寓含了道德與仁愛的治世化人法寶。不獨是《詩》，儒生所修明的“六藝”所誦讀的“五經”，都於治世有著直接作用，“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因而，他對《詩經》有著極高的個人評價，他甚至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認為詩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興，可以誌。《詩經》溫柔敦厚的品質，能夠洗滌並澄清俗世中蒙塵的心靈。對己，可以培養閱讀者的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對外，可以從中學到隱喻諷諫的本領。對父母君王，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來侍奉他們，將之作為教化的工具，從而達至儒家以仁化世、以禮律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
經孔子首倡，《詩經》遂作為“六藝”之首為春秋以降的儒家奉為重要經典，進行研習揣摩。自此，《詩經》中所錄言辭，不僅被認為原典而廣泛引用在廟堂對策之中，而且更是作為文人行文的立論之基，遊走在書生的筆下。
影響可謂十分深遠。
在文明的進程中，文化與反文化的力量，從來就以一種對抗的形式共同存在。文明的脈搏時強時弱，在某些特殊曆史時期它甚至幾近停跳。而正是一些不辭辛苦的接竹引泉人，他們站在枯竭的溪流邊，舀起上遊依稀斷流的水源，再灌溉向行將龜裂的下遊河床，讓文明的水路始終保持濕潤，然後等待風雨忽來，水波再興。
公元前二十世紀，就是中華文化的重大災難時期。
公元前二一二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幾乎將孔子苦苦整理並精心建立的文化體係徹底火燒土葬。
大火熊熊，紙灰飛揚，一場浩劫在所難免。
二。
中國幸甚。
此時，幸虧有他們在。
以研究《詩經》為自己終生事業且名聲大噪的毛亨，在文化大滅絕、大戕害的暴風驟雨來臨之時，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悄悄將古老的《詩經》藏掖於貼身處，選擇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彎下身軀，逃離故鄉邯鄲，與侄子毛萇一起舉家北上。
這純係文化接力中的一種神聖使命在召喚。
據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對古文經學《詩經》傳承的考證，“《詩經》之學，由孔子授子夏，六傳而至荀卿，荀卿授《詩》浮丘伯，為《魯詩》之祖，複以《詩經》授毛亨，為《毛詩》之祖”。
據三國時期陸機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載：“孔子刪書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人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哪個文化傳承鏈條更準確，更符合事實，這在今天看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擔當文化中繼者的大師們，他們有著高度的文化自覺，那就是上承下傳，接替有序，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所以，毛亨、毛萇的逃離，已經不是簡單為自己尋一片避世遠禍的安身之所，而是為文化找一塊清靜休憩、舔痂養傷的所在。
這讓人想起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人攻入北平並占據清華大學後的一個人的舉動。
他是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趙忠堯。當日本人荷槍實彈占據清華，當眾多師生想方設法湧向校外時，趙忠堯卻偷偷潛回清華，因為有五十毫克鐳還在實驗室的保險櫃中。而這是他從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學成歸國時，盧瑟福博士出於對中國的好意特別贈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