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儒家最初的思維坐標中。
在孔子龐大而係統的學說體係中，有三個字眼十分重要——“仁”、“禮”、“中庸”。
為了建立一個“均”、“和”、“安”終極和諧社會，人首先要通過自身持之以恒的內外雙修陶冶情操，提升性靈，完善德性生命，這是以“仁”化人；其次要規範社會秩序，建立人倫範式，確立人際等級，就必須克製自己的非分之欲，這是以“禮”律己；第三是麵對紛繁駁雜的社會問題，要有一種統一思想來作方法論，在此思考向度裏始終能讓自己保持適中而不偏頗，這就是以“中庸”率思。
與“仁”一樣，“禮”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由此可見禮的重要性。
荀子在他的《禮論》中，將禮的作用解釋得十分明暢：“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
止亂定分，罷貪安心，構建一個文質彬彬的和諧社會，這是禮的出發點，也是其根本歸宿。清代學者淩廷堪精辟地說：“上古聖王所以治民者，後世聖賢之所以教民者，一‘禮’字而已。”
而作為儒家重要學術思想的《禮經》，與《詩經》命運一樣，也幾乎被秦始皇的那把大火吞噬。
幸而有兩對叔侄，他們在共同的文化自覺促使下，產生了共同的文化使命。他們一前一後，幾乎在同時組成兩個文化搶救方陣：一隊負責營救《詩經》，一隊負責搶救《禮經》。
中國真是幸甚！
有意思的是，這兩對叔侄均為邯鄲人。前一組名叫毛亨、毛萇。因了他們，《詩經》很安詳，歡悅地一直傳誦到了今天。
後一組名叫戴德、戴聖。因了他們，《禮經》終無恙，中華文化書庫沒因它的缺失而讓我們生憾。
一。
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中，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對中國的文化人都有著重要的初級普及與早期哺乳作用。
在這短短的千字順口溜中，就有“大小戴，注《禮記》，述聖言，禮樂備”之句。這裏所說的“大小戴”，即是戴德、戴聖。
想象著無數代童蒙未開的兒童，用他們稚嫩的腔調，念著“大小戴”的名字，從此走進課堂，用光明啟眼，在心中植綠，自覺融入大雅傳誦、禮樂久熏的中國文化血脈之中，心裏頓時感覺難言的一種舒暢。
戴氏，史稱，世居魏郡斥丘，即今邯鄲市成安縣。
戴德，字延君，世稱大戴。戴聖，字次君，世稱小戴。他們在漢宣帝時均為博士，戴德官至信都王劉囂的太傅，戴聖曾為九江太守。
叔侄二人還是同學，他們共同的老師是西漢著名經學家後蒼。
如同儒家其他經典的師承有序、注重家法一樣，《禮經》的傳承也有著完備的譜錄。
據《漢書·儒林傳》記載，秦滅漢興之後，有一位叫高堂生的魯地之人傳《士禮》十七篇。另外有魯地的徐生善為禮容，傳至其孫徐延以及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資、蕭奮，再傳至孟卿，孟卿繼授後倉、魯閭丘卿，後倉再授沛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戴德、戴聖、慶普三人分別為《禮》作記，各自成為《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慶氏禮記》。這之後，禮學形成了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慶普再授夏侯敬、慶鹹，戴德授徐良，戴聖授橋仁和楊榮。
文化離不開那些彎腰的悉心傳授者，沒有他們文化就沒有上遊，沒有繼往。
文化同時離不開那些仰麵的勤奮繼承人，沒有他們文化將沒有下遊，沒有開來。
在這條綿延曲折、薪火相繼的漫長文化接力路上，所有的傳遞者都肩負著雙重文化身份，他們既是繼承人，同時也是傳授者。
戴德、戴聖也不例外。
在《禮經》的傳承之路上，最顯眼的就是他們——戴德的《大戴禮記》八十五篇，戴聖的《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在時光的侵蝕下，慶氏之學被湮沒了，叔叔戴德的《大戴禮記》慢慢消失在了人們的視野之外，隻剩下了侄子的作品熠熠生輝。
我們今天讀到的《禮記》，就是戴聖的《小戴禮記》。但，很難據此就簡單地說這是侄子戴聖的幸運，或叔叔戴德的不幸。
二。
戴聖又的確是幸運的。
因為他生在了一個呼喚儒家經典回歸的大時代。
秦焚書坑儒之後漢家代興，從漢高祖一直到文帝、景帝，黃老無為之學盛極一時。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學作為顯學才重登曆史舞台。所以，人們往往將儒家的回歸，以西漢建元元年漢武帝登基作為標誌。
其實，隻要熟悉曆史就會知道，儒家的凱旋早從劉邦時代就已開始。
早年“不好儒”，有著“以儒冠為溺器”個人愛好的劉邦，登基之後麵對一幫吵吵嚷嚷、狂妄無禮的弟兄，很是不滿，也很是沒轍，但那畢竟都是些早年提著腦袋跟隨自己南征北戰的弟兄。怎麼製定一種秩序來確立自己的威望？如何製定一種規矩來框範居功自傲、唧唧喳喳的部下？
公元前二〇〇年，漢高祖七年，長樂宮建成，諸侯群臣入宮朝賀，儒生叔孫通率領魯地群生上演了一場場麵宏大、莊嚴有序的朝禮。這群起自蒿荊的莽漢哪裏見過這等端莊整肅的場麵？《資治通鑒》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乃至“皆伏，抑首”，“無敢喧嘩失禮者”，劉邦因此激動而感慨地言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由此知道了儒學的重要性，將叔孫通弟子悉數封為郎。而且，還親自到魯地以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帝王祀孔先河。
漢惠帝時下令廢除秦以來實行的“挾書律”，使隱匿於民間的儒學典籍走出灰塵與陰暗，重見天日。
漢文帝啟用儒生賈誼，開闊遊學之路。漢景帝以儒生為博士顧問，重用儒生胡毋生和董仲舒。
到漢武帝時，儒學終於推開柴扉，再次頭麵光鮮地走入世人眼中。雖需麵對信奉黃老之術的竇太後的重重阻撓，但武帝十分欣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征公孫弘為博士，任用俱好儒術的竇嬰、田蚡分別為朝廷中最重要的丞相、太尉，並且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儒學大師申培公入朝。建元五年，漢武帝下令置“五經”博士，至此儒學成為官學，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一家獨尊的殊榮。
《漢書·儒林傳》全麵記述了儒家再次複興的盛況。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後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複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複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儒學的大昌明帶來了儒學的大發展。到漢宣帝時，儒家經典成為士人的法定學習教本，讀“五經”不僅成為社會風尚，而且也是謀取功名的手段。漢博士夏侯勝就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漢書·夏侯勝傳》）。
作為儒學大師的戴德、戴聖生存於這樣的時代，無疑是如魚得水。
三。
人文主義者莫爾在他的《烏托邦》一書中，企盼人類應該實現有文化意義的富足。在他看來，貧困往往導致猥瑣、卑鄙和粗糙。所以，喜歡喝白開水的烏托邦人，“通常在水裏加上煮過的蜂蜜或當地盛產的甘草”。
其實，一個沒有文化與教養做鋪襯的富裕社會，往往比一個大規模經濟衰退造成的蕭條世界更讓人感到恐怖。荷爾德林就說，“人，要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不是“人，要腰纏萬貫地生活在大地上”。
這也許就是儒家重禮，並將之作為重要學問的原因。
漢初禮學方麵的經典為三部：《儀禮》、《周禮》和《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