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從西漢到明清，《禮記》一路陽光普照，一路高歌猛進。
這不僅因為它涵蓋了《儀禮》的內容，使古代的禮儀製度得以流傳後世，對中國社會特別是封建社會的朝規帝製有著重大影響，而且詳盡論述了製禮的意義和精神，並從中宣揚了儒家的禮治思想與目的。
從文學角度看，《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畫，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這就很吸引讀者，很引人入勝。
從政治角度看，《禮記》記載和論述了先秦的禮製、禮意，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做人的準則。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可謂內容廣博，門類繁雜，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曆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曆法、地理等諸多方麵，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
這就很合統治者的胃口，用起來甚感順手。
曆代封建王朝深切認識到，在強化國家機器的同時，必須利用以禮治主義為中心的儒家思想，才能吸引廣大知識階層，規範世人的思想和行動，如此才可以長治久安。這是《禮記》被推上經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這樣的書籍如何不得以廣泛流傳？
如果要從幾千年來流傳的浩瀚中國文化典籍中，找出五本對中華民族集體文化人格影響最大的書。那麼，除了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莊子的《南華經》，接下來一定就會找到它。
就是戴聖的《禮記》。
從所起作用的大小看，《禮記》應該次於《論語》，比肩於《孟子》，卻遠遠超過《荀子》。西漢以後，《禮記》由一部儒學解讀式著作逐漸變為一部重要文化經典，這種變化本身就值得人側目。
這裏仍然不能不再次提到鄭玄。
鄭玄以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後漢書·鄭玄列傳》總結鄭玄的經學成就時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博綜古今，廣洽精詳，兼采異說，遍注群經。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約有六十種之多，其學術成就之大非常人可以想象。
毛亨、毛萇叔侄的《毛詩》曾經被他作箋（箋與注釋不同，箋是宗一家之說而又有所引申發明。——作者注），從此，《毛詩》插上了飛翔的翅膀，跨越千年雲海，翱翔至今。
戴聖、戴德叔侄的《禮記》被他作注，從此，《禮記》代庖《儀禮》，獨步古今。
八。
在我看來，閃爍在戴聖《禮記》中的光芒，其實遠不止是被人喜聞樂見的文采，也不隻是被統治者青睞的工具化禮樂思想，更重要的是其發幽掘隱的洞見，與別出心裁的文化人格獨塑意識。
來看一段《禮記》中《儒行》裏對儒家知識分子的自我人格標定。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麵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幹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誌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誌，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遊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誌，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讀之令人肅然起敬！
自古迄今一代代人格高蹈、節操磊落的文化士子，不就是按照這個坐標來框定自己的人生的？傳統儒家精神的養成，人文情懷的建立，不都是以此為淵藪而蔚然成風？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這樣的禮，文質彬彬而又剛腸疾惡。
這樣的禮，謙和衝穆而又獨有秉持。
這樣的禮，溫文爾雅而又決不妥協。
而這，才是孔子所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的禮，也才是他所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禮。
將禮看作愚忠與吃人的人，都沒有真正讀懂戴聖，更不懂孔子，還不懂一脈相傳的中國儒家文化精神。
九。
這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
當異族統治者通過暴力、血腥與屠戮，最後以勝利者的姿態入主中原之後，他們卻很快臣服於被征服者的文化，呈現出對漢文化的無比欣賞與融入之中。
五胡十六國時，廣袤的中國北部遭受了“五胡亂華”的紛亂時局，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相繼入主中原。從白山黑水、大漠孤煙或廣袤草原上走出的粗鄙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驟然走進陌生的中原，感受著不可同日而語的華夏文明，在敞軒高堂裏成為主宰之後，忽然發現自己除了剽悍與勇猛之外竟然一無是處！不僅無法從精神層麵統領這些戰敗區的人民，不懂國家政權的創設、運行和管理，甚至還無法安穩勝利後居功自傲、粗野無禮的那幫亂糟糟的早期弟兄。
於是，為了王朝的穩固，籠絡被征服區域占據文化主導地位的漢人士層，同時，為了讓那些剛剛換上官服、原先出身草莽的弟兄們從打打鬧鬧、推推搡搡中變得尊卑有秩，上下有序，這些統治者無一例外，均對漢文化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傾心和依附。
他們求教的殷切目光，落在了儒學的肩頭，而儒學“六藝”中的《禮》是焦點所在。
他們長久思考後，恍然大悟：《禮》雖是儒學“六經”之一，但卻又蘊涵著更多儒學精神向度的意蘊。合稱“三禮”的《周禮》、《儀禮》、《禮記》，涉及的是規範與準則。通俗講，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中國古代典章製度的淵藪。
禮，有著理人倫分際、序長幼尊卑、順上下等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們格外重視《周禮》，並由此延伸到對儒學的頂禮膜拜。
如前秦氐氏苻堅，積極恢複太學和地方各級學校，廣修學宮，招聘學者執教，並強製公卿以下的子孫入學讀書，而且每月幸臨太學，考問諸生經義，品評優劣。同時規定俸祿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須“學通一經，才成一藝”，否則一律削職為民。
還如後趙石虎，這個殘暴成性、昏虐無道的暴君，在殘忍狠毒、濫殺無辜的獸性之下，如同古羅馬皇帝尼祿對戲劇格外鍾情一樣，竟然“頗慕經學”。
還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四九〇年，他親掌朝政之後，為進一步全麵漢化，首先遷都洛陽，繼而推出一係列漢化政策：改鮮卑姓為漢姓，禁止鮮卑族同姓結婚，鼓勵與漢人通婚。他不僅自己帶頭改名為元宏，娶漢族大姓女子為後妃，並給他的弟弟們也娶來漢族妻室，而且將公主們嫁給漢人；其次他下令鮮卑人一律改穿漢人服裝，禁止說鮮卑語，並嚴厲規定在朝廷為官者如果再說胡語，就降爵黜冠，為此他不惜殺掉太子以儆效尤。
例子還很多。
如果沒有“大小戴”振衰繼絕，整理並續傳《禮記》，罹患過不可計數兵燹戰亂之災的中國，即便是勝利的入侵者想依《禮》求治，收拾破碎的山河，安頓離亂的天下，但到哪裏找尋治國的法寶《禮》呢？
有二戴的《禮記》在，他們頓時放心。
中華文明也頓時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