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又稱《周官》，專講官製和政治製度。
《儀禮》則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製度。這其中，《周禮》和《逸禮》屬於古文經學，在今文經學大行其道的西漢前期，這兩部經典一直被棄於民間，而隻有作為今文經學的《儀禮》被立於學官。
如何使先秦的儒家經典文獻《周禮》和《逸禮》得以流傳？如何廓清時人據殘缺不全的典籍、支離破碎的口授，加上自己的主觀臆測形成的今文經《儀禮》？
這是戴德、戴聖認真考慮，並為之努力的方向。
他們根據手中的先秦典籍，分別為《禮》作記，不僅將先秦儒家有關各種禮儀製度的論著選集在一起，而且其中既有禮儀製度的記述，又有關於禮的理論及其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的論述，形成了《大戴禮記》、《小戴禮記》。
自然，與“五經”中的《春秋》有屬今文經學的公羊和古文經學的穀梁之爭一樣，戴氏叔侄的《禮記》自然與在官學盛行的今文經學《儀禮》形成了學術上的對峙與抗衡。
四。
想想真是有趣，儒學在漢初第一次打動統治者的心，並使之逐漸產生濃厚興趣，不是儒學博大而係統的學說思想本身，而是一次表演——叔孫通執導的一場禮儀。
這似乎也決定了它雖然作為儒學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卻與其他四經《詩》、《書》、《易》、《春秋》不能等同發展的尷尬遭遇。
從春秋時齊國的晏嬰，到戰國時的墨子、莊子、韓非，儒家被這些人詬病最多的，就是《禮經》不勝其煩的繁文縟節。正如《漢書·藝文誌》所言：“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的內容，更多是在言明各種具體製度、法式、規矩，或各種禮儀的具體規定和必須遵從的事項，而缺少宏大道理的闡述，缺少微言大義，故而使所學者感覺刻板、機械、煩瑣，少有義理發揮的餘地。
尷尬便在所難免。在對經學闡釋的章句之學大盛的漢代，唯獨《禮經》沒有自己的傳和章句等解經之作就是明證。
所以，在儒家經典迎來全麵回歸的漢武帝建元元年之後，“禮學”不管是統治者的重視程度，還是儒生的學習廣度，都遠遠不如其他經典。在政治地位上、傳授規模上、接受人群上，都遠遜於其他諸經，屬於儒學中的冷門科目。
如此看來，戴德、戴聖的“扁舟野渡”式的冷學獨傳，其學術意義就更加非凡。
五。
《小戴禮記》的勃興與流傳，緣於一次史上著名的會議——石渠閣會議。
隔著曆史長河往回看，這既是一次政治會議，也是一場學術會議。因其政治與學術的雙重屬性，這次會議曆來備受後世學界關注。
原因很簡單，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公孫弘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置“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著作以來，儒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朝廷把《易》、《書》、《詩》、《禮》、《春秋》定為重要學習內容進行講授，廣泛傳播，全社會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投身於儒術，對經學的學習、講授、解說形成一股宏大的時代學術潮流。
梁啟超先生將之定義為“時代思潮”。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漢代經學的興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說的學人因環境變遷，與共同的心理感應，還應該加上國家政權的大力推行。
由於解說者日多，探研者日眾，儒家經典的闡釋，一方麵呈現出一派雲蒸霞蔚的文化繁榮局麵；另一方麵也由於解說與傳授者個人思想觀點或能力等原因，隨之出現了儒家經典在流傳中歧見異說越來越多的情況。
一個鍾表可以告訴人時間，牆上一排走時各不相同的鍾表，就使人如墜霧中，不知所從。
公元前五十一年，漢宣帝在甘露三年親自主持召開石渠閣會議，“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評定其正誤，解決儒學內部的理論紛爭，欽定儒經的標準版本，以促進儒學統一化、標準化、規範化。
石渠閣，位於未央宮北，漢初由蕭何建造，以藏入關所得秦之圖書典籍。因閣下鑿石為渠以導水，故名石渠閣。戴聖，以“五經”之中《禮》的博士身份，與當時著名的文人學士聞人通漢、施讎、梁丘臨、歐陽地餘、劉向等，一起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
腳下流水潺潺，閣上眾說紛紜，的確是個坐而論道、明辨是非的好場所。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博士的戴德卻沒有出現在出席者行列。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地位遠不及侄子戴聖，否則這次頗具權威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不會將他拒之門外。這也許正是日後《大戴禮記》不傳的根本原因。
六。
石渠閣會議取得的成績並不大，遠不能說圓滿成功。但此次會議，卻改變了《禮經》的際遇。
戴聖以禮學專家身份出現，主要負責“五經”中《禮》的評定。他論定並博采諸家禮說，輯成《禮記》四十九篇，世稱《小戴禮記》，後來經鄭玄作注成為今天我們看到的《禮記》。
作為儒家“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共同的特點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孔子，崇尚禮樂，弘仁揚義。
但它們彼此也各有偏重，《易》主要涉及的是哲學，《詩》主要涉及的是文學，《書》涉及的是政治，《春秋》涉及的是史學，而《禮》主要涉及的是規範與準則。通俗講，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戴聖的《小戴禮記》屬於在民間流布的古文經學，但卻從此成為官學，後來乃至擺脫《儀禮》的從屬地位，不僅喧賓奪主，而且最後一枝獨秀。
在戴聖之前，正如漢高祖青睞儒家是從禮儀開始，《禮》的內容主要是各種具體煩瑣的製度，是各種場合下禮儀的具體要求與規定，它更多表現在刻板而機械的形式規定中，而缺少微言大義，所以很難讓人置喙其中，在其間闡發獨見。《小戴禮記》用為《禮》作記的獨特形式，增添了《禮》的精神內涵，徹底改變了《禮經》原先隻是各種刻板、煩瑣禮儀製度的彙編，而缺少思想闡發餘地的毛病，從而賦予了《儀禮》全新的生命。
這裏涉及一係列繞不開的學術概念，容我粗略一談。
經學研究是漢代學術的核心，它的本源是先秦儒學的《詩經》、《尚書》、《儀禮》、《易經》和《春秋》。經學著作的體裁統而言之，有經、傳、說、記、章句、訓詁、箋等幾種。
經，是指先秦儒家的原始著作；傳，是對經的闡發性著述，而且專指戰國至漢初儒學先師的權威性著述，如《易經》的《易傳》、《春秋》的《公羊傳》；說，出現於西漢中期，是漢儒對經和傳的闡釋；記，是對經、傳的補充記錄與說明，將有必要記入但卻“名不見經傳”的東西補錄，就是所謂的學有所記，以進一步闡揚經的大義宏旨。
《小戴禮記》的可貴之處是，它走出了傳統《禮經》的藩籬，開拓出一個朗天闊地的嶄新世界。它不光記載和論述了先秦的禮製、禮意，解釋《儀禮》，而且還記錄了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做人的準則，內容廣博，門類雜多，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
後來東漢末年經鄭玄為《小戴禮記》作注，戴聖的《禮記》便從此盛行不衰，而且由原為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使自身成就為經典。
到唐代，它被列為“九經”之一，唐朝國家設科取土，把近二十萬字的《左傳》和十萬字的《禮記》都列為大經，五萬字的《儀禮》和《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
因為《禮記》文字比較通暢，難度較小，且被列為大經，到宋代，它又被列入“十三經”之中，為士人必讀之書。
到明朝，《禮記》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漢朝“五經”裏有《儀禮》沒有《禮記》，明朝的“五經”裏卻是隻有《禮記》而不見《儀禮》了。
一路行走，一路光明，一路凱歌，一路高進。至此，《禮記》鳩占鵲巢，完全取代了《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