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的，曆史會在某一個時刻如聞神啟，突然選擇轉身，從此走向與此前全然不同的另一條軌道。
也常常的，人們會認為這是曆史發展的一種必然。但不能不深思的是，如果離開某些具體的人的偶然出現，曆史是否仍一定會在此時發生驟變？
帕斯卡曾充滿隱喻地說：“如果克裏奧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點的話，整個世界曆史的麵貌將為之改觀。”他的意思是，埃及女王假如不是那麼漂亮，凱撒大帝與安東尼就不會如此傾心於她，那麼歐洲的曆史將會改寫。
歐洲的十七世紀被公認為天才的世紀。羅素說，近代文明的締造就是緣於那時十幾個天才的出現，伽利略居其首位，如果伽利略死於繈褓，那麼近代文明將不複存在。
這便是梁啟超不止一次所慨歎的，如果從曆史中抽掉幾個最偉大的名字，那麼曆史的麵貌就會大為不同。
帶著這樣的目光回望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朝，你會發現，因他的出現，才使自秦“焚書坑儒”之後沉寂萎靡的儒家學說，從此顯登津要，獨霸政體，使中國主流思想一統於儒；因他的出現，才使漢代經學由此興起，並成為中國學術發展大勢，形成以之為中心的曆代學術研究主體。
不錯，他是董仲舒。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說：“就曆史上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
經學時代是否迄康有為而告終，尚屬疑說，但自董仲舒而始則是定論。掐指粗算，子學時代統共三百餘年，經學時代卻已曆兩千餘年之久！
能獨樹一幟，且將這麵旗幟高擎為數千年文化主體，曆滄桑而不倒，這本身就是奇跡。
一。
創造奇跡的人，自身卻往往極其簡單。
《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在《春秋》上，三年不窺園的勤奮少年；一個學有所成，在漢景帝時曾任經學博士的青年才俊；一個溫文爾雅，文名遠播，降帳授課的優秀園丁。三幅炭筆勾勒的素描，組成了出仕之前董仲舒的全部肖像。
然而，曆史永遠不會這樣簡單，它總為某件事的發生，某個人的出現，進行著漫長的鋪排與準備。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一七九年，漢孝文帝劉恒元年。
此時，距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定“挾書律”，焚書坑儒，僅僅過去三十四年。
曾經作為春秋戰國時期顯學之一的儒學，經嬴政大火焚燒，與百家語、列國史等等一道呈衰微之勢，蟄伏於民間。
秦亡漢替，鑒於暴秦因酷刑峻法滅國的前轍，更因連年征戰、地荒民疲的特殊社會現狀，漢初統治者在治國理念上推行清靜無為、垂拱而治的黃老思想，以讓百姓休養生息。
《漢書·食貨誌》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多年戰爭之後，留下的是一幅荒涼破敗、民不聊生的淒慘景象。此時，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的平民，都有穩定世局、恢複生產、修複生態、發展經濟的共同願望。“貴清靜而民自定”的黃老之說，恰好極為吻合漢初統治階層的理論需求，因而它的最終走上曆史舞台，成為一種必然。
漢高祖時，曹參繼蕭何為丞相，從自身做起，堅持無為。他一遵前任規矩，蕭規曹隨。在任人上，“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在任職上，“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複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另一位丞相陳平，也治黃帝老子之術，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
漢惠帝、高後之時，更是將這種無為而治的思想全麵推進，“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戶房，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自洗著腳倨傲見儒者，還曾以儒冠為溺器的漢高祖，到漢惠帝﹑呂後，再到好刑名之言的漢文帝、尊崇黃老的漢景帝時期，儒學雖然呈揚頭之勢，但一直遊走在主流社會之外。
對儒學在西漢複興施以打壓的，還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她就是漢文帝之妻、漢景帝之母、漢武帝奶奶的竇太後。
一個女人有點自己的偏見，這沒什麼，怕的是她恰恰位居權力核心，而且還要執意將這個偏見帶到政體之中。那麼，隨著她壽命的延長，輩分的升高，話語權的變大，便會形成一股狹隘且陰冷的怪風，影響政體的健康走向。西漢時期有兩個類似的老女人：一個是西漢末年的王政君，再一個就是西漢初年的竇太後。
漢景帝時，竇太後有次召見儒生轅固生，故意問他老子的學說怎麼樣。轅固生說：“此是家人言耳。”這無非是家長裏短的閑話之語，竇太後聞聽勃然大怒：“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那麼你去給我找找建築工、守城罪犯的書！
怒不可遏的老太太，竟然讓轅固生入圈，徒手與野豬搏鬥，可見厭惡儒生之甚。虧漢景帝知道他直言無罪，讓人給了他一把劍，這才得以保住性命，罷職歸家。
但儒學並不因這種外在環境的酷烈而消殆，它在民間自有紮根的土壤。
原因有二。
一是自孔子建立龐大的學術體係，繼之孟子深化，成於荀子改造，儒學已經深入人心，此乃《漢書·儒林傳》所謂“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二是儒學與其他百家學說的鮮明區別，它不光有深奧且又空洞的社會觀、道德觀、價值體係，更因以《詩》、《書》、《禮》、《易》、《樂》、《春秋》具體“六藝”教人，因而對求知求能的讀書人來說，儒學更有著具體“學問”上的強烈吸引力。
所以，儒學雖然在漢初沒有走上政治舞台，民間卻對之趨之若鶩，心向往之。與同時代眾多耕讀世家的子弟一樣，董仲舒接受了係統的儒家傳統教育，並成為《春秋》公羊經學的立宗之人，於學成之後設館授徒。
由於弟子眾多，不能一一麵授，他別出心裁，降幃授徒，學問不達一定地步者不能登其堂，親聞咳唾。簾內正襟危坐的是研究生班，簾外側耳傾聽的是本科生，這些更低一層的本科、專科學生，均由身邊弟子代為傳授，“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那時，司馬遷就坐在簾內，聽董仲舒娓娓而談。
這是何等雍容的授課方式！讓人想起宋人一首與此並不相幹的詞：“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這一講課方式到東漢時影響了另一位儒學大師，史稱馬融，“嚐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女樂，在董仲舒這裏是列不起的，曆史贈予他的排場沒這麼大。
二。
其實，遠從大漢政權建立之初，雖然黃老盛行，但陰霾遍布的儒學天空已經開始漸漸放亮。
即將建國時，不學無術的劉邦聽到陸賈在自己麵前稱道《詩》、《書》，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回答：“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及至他看到陸賈所寫的《新語》，開始為之麵有慚色。
讓一個流氓在道德層麵感到有慚色，與讓一個顢頇之人在道理麵前有慚色同等困難。劉邦是流氓，也不學無術，但懂道理。
——這是儒學從理論上對漢王朝的首次開導。
公元前二〇二年，漢高祖五年，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群臣飲酒爭功，上下失致，亂成一團，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劉邦深為厭惡。叔孫通乘機說，我來組織諸生共起朝儀，端正紀律。
效果很快顯現。公元前二〇〇年，長樂宮建成典禮上，叔孫通率那幫通曉朝儀的魯地儒生出場演練，那些起自布衣、現在貴為王侯的土包子們立刻傻眼，“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複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禦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者”。劉邦由是知道儒學的重要性，他為之高興加感慨：“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這是儒學用實際功效對漢王朝的首次打動。
無論是陳勝揭竿後，孔鮒懷抱禮器率領魯地儒生跑到起義者隊伍中，最後同死於難，還是自己滅項羽後，魯地堅決不降，弦歌不衰，都曾深深地打動過劉邦。他必然要一遍遍在心裏默問：是什麼給了魯地的人們這麼大的精神力量？
陸賈的理論引導，叔孫通的現實功用，使他隱約且粗糙地明白了一個道理：要統治王國，就要從儒學那裏借力。但四海未靖，戰事頻仍，國力疲憊，又不能不使他沿用黃老思想來休養生息。而劉邦首開帝王祭孔先河，臨死前專門到曲阜禮祀孔子，便是他心尊儒學的明證。
等到漢惠帝登基之後，於公元前一九一年廢除“挾書律”，使隱匿於民間的儒學經典與諸子雜說得以重見天日，惠帝甚至還專門到《周易》大家何田家裏向他請教。
漢文帝盡管好刑名，但他廣開講學之路，重用儒生賈誼，並為《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分置博士。
漢景帝雖然懾於竇太後淫威，喜好老子，但依然為儒家經典置博士，從他假轅固生以劍救其性命，便可看出他對儒學的認可之心。
他甚至在朝堂之上還親自組織了一場辯論賽，讓儒生與黃生當庭辯論。唇槍舌劍中，作為反方辯手的轅固生以儒家理論完勝黃生，這個政體不得不再次深思：在治國理念上，黃老思想是否該讓位於儒家？
到漢景帝時，西漢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生產得以發展，人民得以富足，經濟得以繁榮，但麵臨的新的問題是，在國家內部，因黃老政治下中央政權對劉氏王侯的姑息縱容，造成地方藩政勢力強化，並最終釀成吳楚七國之亂；在外部，無為思想指導下的“和親”不能有效解決匈奴的不間斷侵擾，而且清靜無為的統治思想造成學術多元化的同時，也造成了思想的多元與混亂，與專製中央集權產生了嚴重的矛盾。
黃老學說讓位於新的統治學說，便成為一股不能阻擋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