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應該懂得漢景帝時晁錯為什麼而死，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典型的書生意氣。
書生意氣的表現是，天真地以為自己的立論和行事占據正道，因而血脈賁張，動輒便發，卻不懂利害，不計後果。
就在董仲舒的上書還隻是桌上的一篇草稿時，他的書房卻進來一個最不該看到它的人，主父偃。《史記·儒林列傳》載：“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複言災異。”
應該說，諸侯王藩鎮勢力尾大不掉，是西漢自文帝以來就一直凸現的政治難題，到漢武帝時，這一情況更加嚴重，董仲舒借火災申訴的政治主張無疑有利於中央政府，那漢武帝何至於要董先生的命呢？
這中間有隱情。
讀史可知，兩年後的公元前一二七年，漢武帝用主父偃正式推行推恩令，用分封諸侯王子弟為侯的方式分解諸侯之勢。可見，在董仲舒草此無聊之書時，主父偃也正在為推行推恩令醞釀方案，謀劃步驟，見到董仲舒之文怎不起嫉？
漢武帝明知董仲舒出於一片赤心，但鑒於漢景帝時晁錯貿然消藩帶來的七國之亂，他不能不投鼠忌器。而董仲舒的對策，在他看來根本不可行。於是，就不能不在人前做做樣子，貌似後果很嚴重，領導很生氣，以安諸侯王之心。但，又不能真去把這個可愛的迂夫子砍了，“當死，詔赦之”。這就是一出政治啞劇，可惜，董先生沒看懂。所以，他自此閉上球王貝利那樣一張烏鴉嘴，再不敢說什麼災異了。
但文人的通病就是，好月旦人物，喜品評士林。
董仲舒也有這病。言災異的嘴巴是自覺關閉了，但以才子審量世人的嘴巴卻不自覺地開著，這就很要命。沈詮期寫過一句：“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意思很淺顯：病從口入，禍自口出。
果然，口無遮攔的董仲舒因出語不慎，再次得罪了一個人。
他不是別人，正是在大漢朝紅得發紫的另一位儒學代表人物：公孫弘。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任丞相。五十五歲的董仲舒此時又回到江都易王身邊。他可能感覺將餘生陪伴在這麼一位凶悍之物身旁太過不值，於是借著自己與公孫宰相同為治《公羊春秋》的經學儒生，自然有著他人難比的一種親近關係，作《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送給公孫丞相。書中說：“江都相董仲舒，誤被非任，無以稱職。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
如此這樣寫下去很好，哪怕對方不屑一顧，或鼻子裏哼出輕蔑的濁氣，將信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都沒事。最起碼不壞事。問題是，董仲舒沒這樣寫下去，他又犯“為人廉直”的正派文人老犯的毛病了。在信中，他“以弘為從諛”。
這就大大的不妙。果真，公孫弘大為嫉惱，於是向皇上推薦說：“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皇上爽快予以批準。
這個膠西王何許人也？“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漢書·董仲舒傳》）讓董先生任膠西王相，那無疑是將他交給了一個魔頭。欲脫狼口的董仲舒，想不到因自己一句糊塗話竟遭公孫弘暗算。
狼窩出來了，等待他的卻是個虎穴。
六。
公允地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確為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供了係統而完備的理論支撐，但同樣不能忽視公孫弘為這一劃時代新政的實施所做的實踐性努力。
甚至可以說，沒有公孫弘上奏章，提出一係列製度性保障，並使之經漢武帝首肯，獲得法律保護，董仲舒的理論仍不可能在西漢帝國遍地開花。
司馬遷與班固在這個認識上相當一致，他們說，“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於是上書建議興教化，為博士置弟子員等。正是因他的努力，“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就是這樣兩個聯袂主演西漢王朝去黃老、興儒學意識形態改革大戲的人，怎麼會出現其中一方欲置另一方於死地的怪事情呢？
除了前麵所說董仲舒在信中“以弘為從諛”，還有一件屬於學人之間的尷尬事：“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答案也許出來了——嫉妒，然後由嫉生恨。
《漢書》中多處對公孫弘的人格進行了評價，說他“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轅固生為此甚至當麵批評他：“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而且，公孫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嚐與弘有隙者，雖佯與善，陰報其禍”。
用手段搞死主父偃是其例一，用陰謀徙董仲舒為其例二。
如此一個在人品與學術上雙重低劣的人，自然會將所有品學兼優的人視為自己的敵人，必用齷齪手段除之而後快。
但，這樣的說法未免過於淺顯。
因為睿智如劉徹，他不會糊塗到隨便就封一個人格與學問均有問題的布衣為侯，後來更是將其拔擢任命為宰相。
漢武帝一生始終堅持外儒內法。雖然高舉的文化大旗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標榜的是儒家思想，但那是他的政治策略，真正推行的卻是王霸主義，這是他一生恪守的政治路線。
“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的公孫弘認為，“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這已經可以看出，公孫弘的思想中是以法為主，輔以德教。如此，公孫弘的“儒家”思想才恰恰迎合了漢武帝這一政治思路。
所以，公元前一四一年的對策中，董仲舒雖然以“天人三策”深得武帝嘉許，最後卻隻是被安排到江都任相，而公孫弘卻成為帝國朝廷的儒學博士。
當公孫弘成為博士後，“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這其實表明他的行動能力並不受到漢武帝認可，但到公元前一三〇年，公孫弘“複被征為賢良文學”，並在對者百餘人中，“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而且，自此一路凱歌高進，公元前一二六年公孫弘為禦史大夫，到公元前一二四年又成為大漢丞相。
其間的微妙原因全在這裏。
但漢武帝沒忘卻安撫董仲舒，因為董仲舒的學問的確讓他欽佩。
《漢書·儒林傳》載：“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同樣是以治《春秋》而名世，在朝廷中位高權重的自己卻沒有一個流落江都的人影響大，這不能不讓公孫弘惱火，並為之氣急敗壞，進而感覺與對手不共戴天。
學術界向來是存在流氓的，無論何時。
七。
一個學人的最大能耐，是能以盤桓於心中的浩然之氣養一己之身，不為富貴所淫，不為貧賤所移，不為威武所屈。故而，流放到嶺南煙瘴荒蠻之地的蘇東坡，可以欣然有得地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董仲舒也果真了得，可以用自身的剛正罩住自己，百毒不侵。“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的膠西王，並不敢怎樣董先生，“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但與此物相伴，終非心願，何況，董仲舒也擔心在此久留，難免獲罪，於是以病為由，請免歸家。
一為江都王相，一為膠西王相，服務對象均為生性殘暴、驕縱跋扈的漢武帝哥哥，這就是董仲舒的全部政治生涯。班固感慨地說：“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
終於離開那個永不適合自己的政壇了。
那就關起柴扉，潛心學業，在青燈一盞、書籍環繞中了此殘年吧。如晚年的孔子一樣，司馬遷說他“推《春秋》之義，頗著文焉”。班固詳細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但漢武帝沒有忘卻這個歸隱的文化老人，甚至是直到這時，他才讓董仲舒發揮國之重器的能量。作為帝國的智囊，漢武帝此前沒有有效啟用他，但自此開始卻來向他不斷討要智慧。
一個翠華搖搖的馬隊從長安城迤邐而來，恭敬地停在這個不起眼的宅第前，然後帶著釋疑後的愉悅神情告辭而去，“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這裏儼然成為大漢帝國的政策谘詢所與研究室。誰能想到，一個個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方針、政策，一條條影響帝國走向的戰略部署，都經過這個簡樸草堂裏的一位老人的斟酌與審量？
董仲舒不光是被動地接受請教，他人在林下，心懷萬民，時時致書魏闕，對時政予以點撥指正。《漢書·食貨誌》中記載的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等政論主張，應該皆是此時的發言。
其實，這就夠了。
作為一個發幽啟明的學人，他著作等身，影響深遠。“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
作為一個獨有創樹的儒宗，他用全新的思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政治走向，“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並從此確立了儒學在中國政體所居的正朔之位。
公元前一〇四年，董仲舒卒，享年七十五歲。
梁啟超說：“兩漢之以著述得名，惟江都（董仲舒）、龍門（司馬遷）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線光明。”又盛讚“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
其實，今文經學雖自西漢末年遭到古文經學的嚴重衝擊，但以“公羊春秋學派”立宗的董仲舒，在東漢時代仍然影響巨大，不僅東漢明帝、馬皇後尤善董仲舒之書，而且應劭等人亦仿董仲舒的寫作體例，撰《決事比例》、《春秋斷獄》等書，可見其香火有傳，後學有繼。
北宋司馬光詩雲：“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守一己幽獨，在窮經中皓首，於枯燈下消磨，這是他為自己人生所作的注，同時也是為千載之下的所有文人塑造的精神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