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諸子百家之說到底誰能解決真正的現實問題呢？
不要急率地說是儒學。現有的儒學在大漢統治者那裏，還不完全具備此等大用，更何況，作為西漢王朝的核心，無論漢文帝還是漢景帝，本身也不具備重新確立意識形態的決心。
一切都在等待兩個人的出現。
一個是雄踞於權力頂端，用政令革弊鼎新的人；一個是端坐於學術尖峰，用思想推陳出新的人。
他們將聯袂而出，讓世界為之一變。
於是，董仲舒輕咳一聲，從書房裏走了出來，站到了曆史的前台。
三。
董仲舒出場還是有些早了。
漢景帝時，他與儒生胡毋生同為博士。雖然在學術與思想方麵，董仲舒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所有準備，但漢景帝顯然還不是那個與他對應在權力頂端的人，他還需要耐心等待。
那個人終於來了。
公元前一四一年，年僅十六歲的漢武帝英姿勃勃地登上帝位。翌年十月，帶著欲實現四海歸德的政治理想，以及對大一統王朝如何鞏固與發展的現實思考，武帝詔丞相、禦史、列侯等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令被推薦者到朝廷接受策問。
四方輻輳，八方來朝。
在這百餘人的應策隊伍中，就有董仲舒。
皇帝連下三策，從天人關係角度要求闡釋古今治道、帝王之業。結果，董仲舒的對策獨拔頭籌，甚合武帝口味。
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這三策之中，最能體現董仲舒與漢武帝思想諧頻的一段策文是：“《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他進而提出：“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武帝對此深表欣賞與讚同。但令人費解的是，雖然“天子善其對”，武帝最終卻沒有將董仲舒留置身邊，以備時時詢問討教，而是“以仲舒為江都相”，讓他去輔事江都易王。更出人意料的是，漢武帝卻征用了參加此次對策的另外一個儒生為博士。
他叫公孫弘。
一個在學問上與董仲舒相差甚遠，但頗能“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的人。
這中間大有深意存焉。
董仲舒思想的受青睞，表征了儒家學說正從長期以來備受冷落的在野之學冉冉升起，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學。
董仲舒的不被重用，又同時說明了漢武帝重儒學隻是為了表麵利用儒學，其治國的實核，是“外儒內法”。
但這於漢武帝而言，已屬不易。畢竟，他身後還坐著一位深愛黃老且長壽的老祖母。
作為儒家要全麵複興的表征，仍是此年，俱好儒術的竇嬰、田蚡分別被任為宰相、太尉。同時漢武帝又派使者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來《詩經》大家申培公，拜太中大夫，而且積極張羅準備立明堂、朝諸侯等自戰國後期已久棄的儒家禮儀。
竇老太太再次發威了。她將怒火澆在了同為儒生的禦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頭上，二人因此自殺。竇嬰、田蚡被免職。當然，這中間並非隻是簡單的儒、道之爭，而夾雜著更為複雜的政治博弈因素。
但這些沒有阻攔住漢武帝轉變統治思想的決心，那個此時身在江都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直響徹在他耳際，影響著他，鼓舞著他，也激勵著他。
公元前一三六年，漢武帝下令置“五經”博士。至此，儒學成為官學，儒家“六經”成為統治者欽定的最高經典。
公元前一三五年，竇太後死掉，伴隨西漢王朝的一係列新政出台，中國學術史出現重大轉折。田蚡再次出山，漢武帝啟用董仲舒策略，“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自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書·董仲舒傳》記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然而，漢武帝兜售的雖然是董家的貨物，掛出的卻是別人的招牌。五年前參加對策的人群中，被轅固生警告“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的公孫弘，前無古人地以布衣身份躍登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儼然為儒學領袖。這種平地青雲的成長之路，無疑對天下士林有巨大的號召作用，司馬遷感慨道：“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風向，董仲舒用理論，公孫弘用行動，掀起了西漢大地一場靡然向儒的駘蕩東風。
儒學的春天降臨。
四。
真正的文人，因他胸中裝著無限，自然無暇也不屑考慮自己周遭的具體得失。
所以，董仲舒在江都王相的位置上坐得很安心。不僅如此，他還做得有聲有色，贏得了易王的無限尊敬。
要知道，董先生屬於與狼伴舞，“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漢書·董仲舒傳》）。當這位心起異誌的藩王別有用心地問他：“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董仲舒也話中有話地對答：“臣愚不足以奉大對……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最終打消了易王的非分之想。
他由此知道，劉姓諸王時刻怦怦亂跳的篡逆之心。
他也更為知道，儒學思想體係對於這個大一統的王朝該有多重要。
其實，遠在與漢武帝關於“天人三策”的問對之中，他就清楚，自己的學說必將大倡於天下，必將盛行於大漢王朝。因為，漢武帝的貌似問策，其實隻是他糾結於腦際的朦朧的統治思想欲求得學理上的印證，和哲學上的梳理而已。董仲舒的對策與其說是回應，不如說是董先生用自己的思想體係對漢武帝的想法進行的一場理論上的廓清。
董仲舒吸收了自春秋史墨至戰國鄒衍以來一直延宕的陰陽五行學說，同時汲取了墨家的思想營養，又對以《公羊春秋》為主的儒家學說進行了神秘主義改造，最後形成了自己自成體係又寬廣博大的學術體係。
首先，他認為“天人合一”，強調“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這就確立了君主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但過分膨脹、肆無忌憚的君權又必須受到製約，所以他製造了“天譴”理論。當人君的行為不合天意時，“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其次，他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思想。一方麵他指出“道”具有自身不變的永恒性，遵循“四時”法則，“五行相生相勝”；另一方麵他又指出，“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要求統治者在堅持“道”的前提下，能根據實際情況加以權衡、調節，以適應變化中的天道。如果君王違天逆道，又自我不知改過，那麼就會發生“有道伐無道”的改朝換代。
再次，他認為“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陰陽合分形成了一切事物對應的內在依據。“人副天數”，故而他指出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並據此提出三倫之綱，而且將之運用於政治統治，提出陽為德，陰為刑，天道“任德不任刑”。
在董仲舒的思想體係中，天至高無上，主宰並幹預著一切。天子無非是天之子，他的任務是替天行道。當他違背這一行為宗旨後，那麼，天會降災以警告，直至“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
這無疑是個用心良苦的虛構假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虛構的假說引發了一場自西漢中期就已開始的讖緯怪誕歪風。雖然在東漢中後期受到揚雄、桓譚、王充、張衡等人的持續批判與清算，但時至今日，這種虛妄不實理論仍在盛行。
但，董仲舒不應該獨擔始作俑者的惡名。
其實，在董仲舒親手打開這個潘多拉盒子之前，讖緯陰陽學說早自秦朝就已興起。例如，《史記·秦本紀》載：“亡秦者，胡也。”最後，大秦雖然不是為匈奴之胡所滅，但確為胡亥所亡。
如果站在公元前二世紀來看，董仲舒這種認識論上的局限，恐怕就不能稱之為局限。更何況，漢武帝一生屢信方術之士，追求長生不老，喜歡神神鬼鬼。為推行德政，約束君王，董仲舒暫時搬出這套理論，於世確有裨益。
就像堅持質疑基督，畢生向神學宣戰的歐洲思想啟蒙大師伏爾泰，他堅持不承認有神，但由於發現無神監督下的人們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為了公眾的粗暴行為在道德層麵能實現自我約束，他又不得不在他的哲學體係中一次次請出神。
董仲舒的天譴論影響巨大，最先影響的當然是劉徹。漢武帝晚年，追悔自己一生的荒唐行為，在輪台下罪己詔。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除了他良心發現，還應考慮的是董仲舒的理論徹底俘獲了這位政治強人。
漢武帝以剽悍的武力征服了匈奴。
董仲舒用強大的思想征服了武帝。
五。
哲人得到的鮮花，永遠是屬於後天祭奠性質的。在其生時，他卻要一直行走在榛荊之中，命途多舛。
公元前一三〇年，漢武帝元光五年，江都王心血來潮，上書表白自己願擊匈奴，聰明睿智如漢武帝，自然窺得本家哥哥欲擁兵自重的野心，不允。但他的餘怒卻遷到江都王相董仲舒身上，將其廢為中大夫，居家。
離開那個驕縱跋扈的易王，自己無憂無慮地待在家中甚好。階上可以傾耳閑聽蟲籟，窗前可看明月清風，正是鑽研學問、著書立說的絕佳時光。
自然，他也會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學說之中。
不能簡單地說，董仲舒學說中的神秘主義部分純係虛構，因為他本人確信天人之間一定存在著“人副天數”的聯係，天人之間在信息上也可以實現相互溝通。《史記》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嚐不得所欲。”
天知道，董先生從哪裏學來的這套過硬本領。
公元前一三五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相繼發生火災，賦閑在家的董仲舒聞聽此信，又用他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準備借此向漢武帝推說他的係列政治主張，“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甚至以切身體會，勸說漢武帝搞肅清運動，“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燏高園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