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腆著已經懷孕的身子，送我登上了開往武漢的客車。這是一九八五年的九月。
二
清晨，我還沒睜開眼，便聽見了窗外的啾啾鳥鳴，我猛然想起，我現在已經到了珞珈山，已經成為武漢大學中文係的一名插班生了。
31歲又走進大學讀書，一切都是新鮮的。走在飄蕩著濃鬱的桂花香氣的校園裏，我整個身心都陶醉其中。我覺得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抓緊給我的師長朋友寫信，描述這裏美妙的一切。
這一屆插班生每個係都有，中文係最多，分為兩個班。一個班是由中國作協推薦的，他們住在湖濱客舍，其中不乏在中國文壇已經名聲鵲起的袁厚春、李斌奎、邵振國、陳世旭、嚴婷婷等。我們這個班13個人，年齡均在35歲以下，主要來自湖北和河南，大家都有一段創作經曆，大多是省級作協會員。雖然在家時個個自命不凡，但對進大學門，則是平生第一次。
我們班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是在係總支辦公室召開的。主要議題是選舉班委會，張法德提名，大家附議，班長是周元鎬，一個大大咧咧並無太多城府的江漢平原的漢子，後來讀他的小說《襄河一片月》，才知他其實是柔情似水的。我呢？因為來之前當過縣文聯主席，大家選舉我當了學習委員，但在選舉文體委員和生活委員時，大家互相謙讓，係總支副書記鄭傳寅生了氣，最後才定下由年齡最小的呂新瓊和與我同室的來自襄樊的王偉舉擔任。
我們班的導師是國內研究現當代長篇小說成果卓著的陳美蘭老師，盡管當時她與我們年齡相差並不大，但在我的心目中，她像一個慈母，對我們嗬護有加。當時我並沒有想到，我這個河南人後來會留在湖北，是我們這個班與陳老師交往最多的一個人之一。
我們這些遲到學子終於擠上了末班車，大家如饑似渴，除了學習知識，還包括各種新鮮的事物。大家去看戲，去聽音樂，去學跳舞，華爾茲、倫巴、探戈、迪斯科。我悟性太差，前學後忘。後來反思，自己從下邊來，多少有些自卑。看見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同學，更覺時不我待，平時練習不夠，結果大學畢業了跳舞還是小學水平，算是辜負了班長的一片苦心。
班裏要辦個文學社，這也是學校及係裏的意見。但選舉社長時，卻鬧出了一些矛盾。先是社名，“紅燭”，取聞一多先生在武大中文係教過書的緣故，彭興國君指出聞一多家鄉浠水縣已經辦了個同名刊物；有人建議用“野土”，又有人提出排列不美而放棄。不知是誰說應叫“白校徽”文學社，大家略一怔，然後皆稱妙。因為學校裏老師的校徽是紅色的，學生的是白色的。不過，一會兒大家把話題扯到生活作風上去了，同室的王君特別激動，他用憤世嫉俗的語氣疾呼插班生應當為本科生做個樣子。為了強調自己的態度，他幾乎是吼一般地說：“我是農民的兒子！”結果大家吵成了一鍋粥。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正處在一個思想大解放的前奏期，武漢大學被稱為是中國高等學校的“深圳”。除了我們這屆插班生製度本身就是改革產物外，學校革除一切不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羈絆。學分製、主輔修製、導師製，這些在全國許多高校很多年後才推行的改革舉措，當時在武漢大學已全麵推行。我除了按要求學習中文係的必修課、選修課外，還選修了哲學係的《當代西方哲學思潮》、《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倫理學》等。由於武大的教室散布在珞珈山的嶺南嶺北，相距比較遠，每上完一個老師的課後，大家便提著書包，隨著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師弟師妹，從這座教學樓匆匆趕往另一個教學樓。現在回憶起來，武大兩年時間裏讀過的幾十門課，至今還受用不盡，但就是《英語》課我們學了一陣子，因為學校對我們網開一麵，不作為必修課對待，我與大多數同學一樣，堅持了一年就放棄了。所以至今讓我也在讀武大的兒子笑我這個校友是個“英盲”。
那時學校經常請很多專家、學者到武大講學。印象比較深的是溫元凱講的《中國改革的不可逆轉性和不平衡性》。學子皆關心國家大事，聽者踴躍，室內室外人頭攢動，教室後邊的人看不見，幹脆跳上桌子一睹溫君風采。當天下著雨，室外有人還冒雨仰首聆聽。我拚命朝裏擠，鞋子被人踩掉幾次。後來，美籍華人教授陳鼓應、聶華苓等都曾來校講過學。蕭軍、馮牧也來談過創作。我們都從中獲益匪淺。
武大兩年的學習時間是愉快的，也是輕鬆的。可對於我而言，創作上的壓力卻十分大。盡管入學時我已經出過一本兒童短篇小說集，入學評定成果時我排在第一，但我心裏有數，知道自己還有很大的差距。不和湖濱作家班的同學比，就是本班的同學，也有不少發表過反映成人生活的中短篇小說，獲過這樣那樣的獎，我自覺與他們也有一些差距。過去我寫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山區少年生活，被人當作小兒科，所以我急著要寫點成人的東西，以便早日摘掉這個兒童文學作家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