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各界紛紛以研討會、記錄片等方式紀念蔣經國一百歲誕辰，緬懷蔣經國治理下台灣二十年的黃金歲月。對照當前台灣的內外在發展形勢與處境，不勝唏噓。
G20倫敦峰會在人類曆史發展上的關鍵意義，就是正式浮現出了“G2”——亦即中國與美國在處理全球事務上的雙元核心格局。此一格局的出現，乃是兩條展軸線交會的結果：
一方麵是盎格魯撒克遜（美與英）資本主義，終於因其“內在的自我毀滅機製”（即信心與信用交互作用及其產生的必然泡沫）在鬆弛的道德自律與政府監管下，導致了結構性的巨大危機，從而使美國麵臨了幾乎是其建國二百多年來最大的麻煩。也因此比一般人預期更早地終結了其不到20年的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的時代。
另一方麵，則是中國大陸30年的改革開放，釋放出巨大潛能，GDP超德趕日，並且即使在全球受災的金融經濟風暴下，仍能維持全球稱羨的中度以上增長。兩線一交，此消彼長的美國及中國，就構成了“G2”。
巧合的是，就在此時，中國與東盟的“10+1”自由貿易區協定也已完成所有協商，自2010年起正式啟動。
這兩個形勢，即“G2”與“10+1”的輻輳，不僅對整個中國，甚至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都有十分深遠之影響。
台灣戰後黃金二三十年的發展，有其特定的時空環境：（1）台灣當時擁有海內外華人地區中最出色的一批人才；（2）1944年布列敦森林會議為全球市場經濟體製的“全球化”製定了最完善的框架；（3）海峽對岸的大陸則仍長期處於計劃管製經濟及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之中，台灣則是戰後最早走上市場經濟的地區。
這就使得台灣一方麵憑借其發展上的比較優勢，源源不斷吸納發達國家的資本與技術；另一方麵則將吸納的資本與技術同其優質的勞動力、拚搏的中小企業與高效能的公共部門相結合，生產出具有巨大競爭力的產品，外銷到一個長期持續擴張的國際市場。
1979年中國大陸也開始走向出口導向的市場經濟之後，台灣對此一模式略作修正，將部分資本、人才與技術移往大陸的珠三角及長三角，結合大陸勞力，同樣還是外銷國際。然而，明顯的事實是，台灣的增長動力已開始減緩。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台灣現在又將迎來兩個新的變數，即（1）“G2”、（2）“10+1”所帶來的新的效應。
具體地說，擺在台灣麵前的不利形勢有：（1）國際市場在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下大幅萎縮，估計非短期能明顯好轉；（2）出口產品麵對包括大陸在內同級競爭者日益強化的競爭；（3）大陸及東亞市場即將麵臨到因為“10+1”或“10+3”而產生的“不得其門而入”的困窘。
台灣競爭力及市場空間漸消，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及氣勢日漲，這時對兩岸關係及台灣內部人民的心理都將投下複雜的變數。
因此，在大陸氣勢日增的情況下，如何能為台灣在“困境”中揀出一條與大陸關係緊密而又能拉動台灣增長，從而有利於使台灣人民更積極看待兩岸關係的途徑，應是當前攸關台灣發展及兩岸關係的重要課題。
依循經濟邏輯，這必須把台灣放在“G2”及“10+1”建構的新形勢下，去尋找
台灣的“新利基”。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台灣雄厚及優越，又有國際經濟經驗及視野的中小企業在不同領域的創新競爭力。這個台灣優勢若與大陸優勢結合，相信可以形成兩岸在新全球化大形勢下的最佳互補。
建構一個包括長三角、珠三角、福建及台灣在內的“海峽經濟特區”，使兩岸資源在區內無障礙互通，應是有利於實現上述構想的一個可操作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