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陝北災荒嚴重，澄城縣知縣張鬥耀不顧人民死活，變本加厲地向百姓催糧逼稅，人民因饑荒性命難保，哪有錢糧用來完糧。為了抗糧求生，數百人聚結在一起，在王二率領下，用墨塗麵，手持利器，從西門衝進縣衙，砍死知縣，出聚山中。接著，攻克宜君縣城，打開監獄，釋放了關在大牢的囚犯。這一消息傳出，在當地饑民中得到了強烈的反響。
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登極改元。然而，這位新天子並沒有給人們帶來福音。這一年，陝西旱情更加嚴重，夏秋兩季，農業無收，造成大麵積的饑荒。而自然條件較差的陝北高原，情況更糟。饑民已經吃盡草根樹皮，甚至吃泥土、吃人。可是明王朝的貪官汙吏還在逼著農民繳納賦稅，而且動用嚴刑峻法來懲治實在交不起賦稅的人家，引起廣大民眾的無比憤慨。陝西各地走投無路的民眾鳴金聚義，頓如風起雲湧。邊兵出身的王嘉胤在府穀發動起義，搶掠富室的糧食，遭到官府的鎮壓，遂北上與王二起義軍會合，以黃龍山為中心向外擴展，眾至五六千人。陝北高原點燃的民變星火迅速由陝北向陝西各地延燒，“開門納賊，民盡盜也，縛將投賊，兵盡盜也”已不是個別的現象，掙紮在饑餓死亡線上的貧苦農民衝破官府的禁令和封鎖，紛紛響應，有許多都是全家投入義軍。作為明王朝統治工具的陝西士兵，也紛紛掉轉矛頭，或樹起義旗，招兵買馬;或則加入起義農民的隊伍。
第二年正月，在陝西境內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韓城、宜君、中部、綏德、葭州(今陝西葭縣)、耀州(今陝西耀縣)、寧州(今陝西寧縣)、潼關等20多個州縣都有造反農民的活動，引起當局的極大不安。他們害怕朝廷怪罪下來，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采取報喜不報憂的做法，禁止各地上報變亂的消息。陝西巡撫胡廷宴對州縣上報“盜賊”事，不問情由，先將來人打一頓板子，聲稱“這些都是饑氓，掠至明春後自然就會平息下來”，何必大驚小怪呢!然而，實際情況卻不像他說得那樣輕鬆。農民起義地區天天在擴大，參加起義的人數一天比一天多，地方官再也無法繼續掩蓋了，紛紛硬著頭皮向朝廷報告。兵部奉旨查核，地方官互相推諉。陝西巡撫胡廷宴將責任推給延綏巡撫嶽和聲，說變亂都出自那裏，嶽和聲則說變亂的都是陝西內地的饑民。陝西巡按禦史吳煥在上疏中說他們二人都有責任。
二月，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看到農民起義形勢的高漲，憂懼成疾，自殺身亡。崇禎帝任命左副都禦史楊鶴接任三邊總督，前往西安，負責鎮壓農民軍。接著，又撤了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嶽和聲的職，分別由劉廣生、張夢鯨出任。這一人事上的變動，也沒有使緊張的陝西社會矛盾緩和下來。起來造反的農民日益增多。
鎮壓和招撫造反的農民需要經費。這對財政極端困難的明王朝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出於節省開支的動機，兵科給事中馬懋才提出裁減驛站。按照朝廷的批複，經過三個月試行，從四月開始，正式推行全國，總計裁銀60萬兩。這也就是說，每年能為國家節省60萬兩銀子的支出。可以說是一個不大也不太小的數目。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決定，直接損害了驛站上驛卒們的切身利益。盡管，在驛站上工作的驛卒待遇很低，生活沒有保障，但畢竟還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裁驛縮減了這一筆開支，就斷了驛卒的生活來源。隨之而來的，便是驛卒失業，流向社會，彙入流民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