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依照中國人習慣，對賽金花們的這種行為，該是將一盆盆的汙水迎頭潑上去，再罵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國的失敗與丟臉，大半是由於這些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可是不知是為了什麼，髒水沒有潑出來，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賽金花為中心，編出了一係列女人救國，確切地說是妓女救國的故事。
如果賽金花沒有做過狀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纖足沒有恰好踏過德國的土地，如果賽金花能像莫泊桑筆下的法國妓女羊脂球那樣，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堅決不接外國客人（當然必須同時也不存在像裏那樣一群無恥的說客），那麼也許這種女人救國的故事就不太好編，至少不會編得如此生動。但是曆史老人就是這麼好心腸，偏偏給中國文人留下了這麼多可供展開想像力的空間，於是，八國聯軍的統帥德國人瓦德西被說成是賽金花在德國時的舊相好，那時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變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狀元要帶如夫人出入駐在國的上流社會，那麼年少美貌的彩雲鉤上個把風流倜儻的德國軍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於偌大的德國怎麼會那麼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發生了戀情，自有“巧合”二字從中彌縫，本是古來文人們一逞手段之處。舊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當然應該重續舊好，於是賽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臨時的枕邊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儀鸞殿裏，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間儀鸞殿那場真實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賽金花的參與--年近70的瓦德西在我們的文人筆下，居然能夠挾著赤裸的賽金花從窗戶一躍而出--普魯士武士如此神勇，無怪乎後來大清國練新軍要以他們為藍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賽交歡的黃色鏡頭不知怎麼就轉成了賽金花如何舍身為民請命的光輝事跡。說是賽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頭邊吹風，不僅製止了聯軍的大屠殺，而且保護了皇宮不受焚毀，甚至在議和的時候，在李鴻章都束手無策的時候，由賽金花出麵成功勸說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係義和團運動時的德國駐北京公使，在運動中被殺）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條件，從而免去了各國對西太後和光緒皇帝的追究。這類故事從八國聯軍還在北京的時候就開始編，一直編到賽金花人老珠黃，竟然還有人在津津樂道，不僅在一般的文人筆記裏，而且出現在和戲劇中。故事在開始的時候還有個別不利於賽金花的情節，比如說她為瓦德西出主意讓老瓦開科取士，老瓦還真的就在金台書院從四書裏出題考了一次。隻是這種情節的市場有限，大家愛聽的是說賽金花好話的東西，愛聽賽金花是怎樣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於是京城內外，從販夫走卒到公子王孫，一傳十，十傳百，直把個賽金花傳成了舍身取義救國護民的“當代偉人”。在這期間，作為當事的主角賽金花則一直在知趣地順水推舟，作為市場和風月場上的雙料老手，她當然明白這種傳聞對她生意的價值，自然，賽金花的買賣還真的為此紅火了不知多少。
當然，這個世界到什麼時候都有不湊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揚賽金花的救國事跡的時候，還真的有人出來煞風景，當時作為沒有跑掉的同文館的學生，後來因幫助梅蘭芳走出國門而聞名的戲劇理論家齊如山就告訴人們，賽金花的確跟德國人混過，但隻是些中下級軍官，他親眼所見，賽金花與一群德國下級軍官在一起時，看見瓦德西過來，嚇得連頭都不敢抬。身為當時北京城如鳳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語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並因此與八國聯軍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齊如山的話自然不是空穴來風。其實用不著齊如山出頭指證，稍微細心一點的人隻要用腦子想一想，就會發現所有的瓦賽故事包括賽金花自己的敘述都充斥著前後矛盾，隻要做一點考證功夫，西洋景就會不拆自穿。然而，從庚子以後的幾十年裏，想要了解真相的人並不多，不僅沒有人願意去考證事實，甚至連用腦袋想一想都不樂意，顯然大家寧願相信明擺著荒誕不經的瓦賽神話。不僅魯迅病重將死的時候發現賽金花被我們的劇作家封為了“九天護國娘娘”，直到70-80年代，一部描寫戊戌維新的，依然沿襲了當年的賽金花救國傳說，也許在今天，知道這段公案的人們中還會有人相信賽金花真的與瓦德西有過那麼一腿。
自然，高揚道德主義的大旗，譴責賽金花們喪失民族氣節似乎是沒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來不那麼理直氣壯。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覺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隻不過是作家為了譴責法國的正人君子而製造出來的一個虛幻的形象，二戰結束後，巴黎街頭那一群群因與德國人睡覺被人剃成光頭遊街的婦女，似乎說明法國女人的道德意識並不比落後的中國同類強多少。男人丟了城池，卻讓女人去堅守民族主義的陣地，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更何況，妓女皮肉交易是她們的生計所係，既然我們不可能要求在異族統治下的所有人一並殉國或者一起上首陽山學伯夷叔齊，那麼就沒有理由譴責妓女與外國人做生意。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事情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預料中的譴責聲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頌揚的讚歌，而且唱得響遏行雲，未免讓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細想想，其實譴責也罷，頌揚也罷，喜歡編故事和傳故事的男人的心態其實是一樣的，不過是將本該自己負擔的東西卸到女人肩頭去，開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須有的法術抵禦洋人，然後又指望女人用她們的身體來救國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