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老太婆背上罵名也確有該著之處，因為她雖然知道中國非變法不行，在內心裏卻不希望光緒主持變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義者，都有極強的權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然西太後自然也不樂意將已經握熱的權杖痛快地交出來。也許是中國的不幸，變法正好趕上了西太後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交出權力的時候。本來，按清朝的祖製，根本就沒有太後臨朝這一說，可她卻借特殊的機緣破了例，而且渡過難關鞏固了權力。事實證明，她不僅有無師自通的權術本領，而且還有“同治中興”的事功。盡管如此，在一個講究祖製，有著排斥“女主”政治傳統的朝代，隨著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個兒子”的長大成人，要她交權的壓力還是越來越大。雖然在甲午戰前，她已經在名義上把權力交給了18歲的光緒，但是舉國上下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好事的人們依然不依不饒。甲午戰敗，沒有人認為是光緒的過錯，讓她交權的呼聲更見其高，禦史們上書，指桑罵槐說她是信用宦官的漢太後，封疆大吏劉坤一覲見時，甚至當場暗示這一點，要她不要聽信太監的話。
盡管後人都罵西太後挪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頤養天年，其實真正熱衷於為西太後修園子的是光緒，修好了頤和園，好讓母後把權讓出來，至少別成天呆在皇宮裏指手畫腳。可是，西太後進了頤和園，權力還沒有真正交出來，已經感到渾身的不舒服了，優美的園林和舒適的住所，根本難以令這超級女強人開心。一天，西太後最寵的寵臣榮祿進園子看她，西太後讓榮祿看宮內的紮花，並掂起一隻花來說：“你瞧，這是我紮的花，你看好不好？”榮祿非常知趣，馬上說：“老佛爺不隻紮花紮得好。”西太後聞言長歎一聲：“往後哇，我也就隻能紮花了！”顯然，在頤和園遊山玩水的西太後，一顆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情願去“紮花”的。然而，如果變法成了功，那麼站在台前的光緒就有可能獲得他缺乏的聲望、權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時，她就真的可能隻好去紮花了。
盡管後來的曆史學家指責維新派隻依靠皇帝，不發動群眾（顯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為他們像共產黨八路軍一樣），中央維新路徑在今天看來其實是當時最現實也最經濟之路。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依靠皇權推行變法無疑是最便利的。維新派麵對的，一個是統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強幹，富有政治經驗，勢力盤根錯節，樹大根深的西太後；一個是生性懦弱，缺乏經驗，甚至沒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緒皇帝（所謂“帝黨”，不過是沒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後不肯放權的基本態度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他們所依靠的皇權具體應該落在誰頭上呢？如果是有經驗的政治家，選擇的方向應該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曆史上維新派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他們選擇了光緒。
無疑，光緒的確要可愛得多，他年輕、大度而且易於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統和法統的統治者。然而，盡管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眼裏，光緒像個聖人，說他幾個月的新政，“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之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也。”後來的文學作品也紛紛對之飽掬同情之淚，連他喜歡的女人珍妃都沾光顯得相當燦爛，可是在政壇的力量對比上，他與西太後仍像是輕量級新手對重量級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維新派不僅不考慮走走太後路線，反而拚命地通過一篇篇經過他們改纂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之類的東西，鼓噪光緒“乾綱獨斷”，完全不理會屬“坤”的這一麵會有什麼反應。最後居然幻想策動素昧平生的袁世凱，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進入有十幾萬重兵的京城，圍捕西太後，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經達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實，對於西太後來說，她所需要的，隻是一個說得過去的借口，能夠讓她出來繼續秉政的借口，誰給她找到了借口，她就會傾向誰，她最歡迎的是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非思想或主義的傾向。1901年以後的事實證明，隻要不觸動她的權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緒當年還要遠。可悲的是，維新派所吝嗇的借口，後來卻被頑固派給找到了，這就是盡廢新政，隻有盡廢新政，西太後重新訓政才師出有名。按這些人的意思，光緒主持變法沒有搞好，弄得“官”怨沸騰，所以要西太後出麵收拾局麵。維新派的代價是六君子的頭掛在菜市口，而中國則更慘，不僅是個《辛醜條約》和賠掉四萬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而且還失去了變革的時機與還算可以的外部環境。
當然，我們應該譴責西太後，說她竟然將自家的權欲放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曆史的現實中我們的民族恰恰攤上了這麼一位不那麼自覺，又偏偏繞不開的人物，同時又沒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訓證明，在中國的變革中，想憑借喜好和道德傾向來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釘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