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瑣話
晚清是個人們說不完的話題，不僅僅是因為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在這裏被一風吹，留了幾百年的辮子在這裏沒的拖，而且向洋鬼子看齊，男人留起了短頭發--不情願的老百姓譏為“和尚”--“小宣統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恰恰是在滿人的王朝底下開始了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的過程。
男人的“不纏足運動”
戊戌變法，容易讓人想起的是康梁在政壇上的大嗡大哄，可是令我不得不說點什麼的，卻是讓今人提不起勁的一件事。
戊戌變法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變革。當時，甲午慘敗後的中國，山河破碎，國將不國。初登政治舞台的維新派誌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從思想啟蒙到製度變革，從強兵富國到科舉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擠破門，但是，你也許想不到，在那個火燒眉毛的當口，維新人士所熱衷的要務，除了政治變法之外居然是婦女的“不纏足”。
“不纏足運動”是維新運動期間惟一火暴的社會改良運動，在運動期間，全國一共湧現了近百個各種名目的學會，無論哪一個都不及“不纏足會”那樣紅火且持久。康有為初出茅廬第一件“維新事業”就是組織“不纏足會”，雖說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沒什麼人響應，但他對女人腳的重視可見一斑。梁啟超主持《時務報》筆政，沒斷了為“不纏足運動”鼓與呼。在《時務報》聳動天下洛陽紙貴的時候，金貴的版麵上常有“不纏足”的話題。開明的士大夫，從封疆大吏（張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時似乎都把“不纏足”當成了非辦不可的要務。有些童生甚至連自家的考具上也貼上了“不纏足會”字樣，考試都不忘為女人放足。
這些發起和參與“不纏足運動”的健將，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當時中國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這樣的“婦女解放運動”勢必充斥著男性話語，在這些大男人眼裏，放足無非是為了“宜家”、“善種”。問題是，在那個百廢待興，手忙腳亂的時候，一群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大男人，為什麼偏偏對女人的腳這麼感興趣？
顯然，眾維新好漢當時的“理由”是不足為據的，什麼放足可使“執業之人”增加一倍，從而“土產物宜亦增一倍，各處稅務亦增一倍”（《湘報》第53號），什麼不纏足以後“上紆國難，美人戰亦援桴而來”（《湘報》第66號），當時有沒有人信我們不得而知，至少現在信的人不會太多。中國下層勞動階層的婦女，雖然絕大多數都被纏成了小腳，但似乎從來就沒有閑著過，忙裏忙外，甚至比男人幹得還要多，近代紡織業，中外資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著一雙小腳的中國婦女。娘子軍的說法雖然自古就有，花木蘭的形象盡人皆知，但是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仗畢竟還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國難，也輪不上女人“援桴而來”。
纏足的惡習實源於中國男人某種畸態的性心理。最早的纏足據說是出於南唐李後主，“李後主嬪窅娘，纖麗善舞，以帛裹足，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後經理學浸潤，遂成風尚。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蓄辮和纏足兩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無情的嘲笑。當年，西方人搞所謂中國展覽，總是忘不了將小腳和繡鞋擺在顯著的位置，影響之深遠可怕之極，直到今天，還會有美國人問中國來的學生，你們那裏的女孩子還裹腳嗎？蓄辮有關清朝“國體”，想動太難，而纏足卻可以“革”掉的。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視之為不開化的“土人”，羞於“野蠻貽誚於鄰國”（康有為語）。可是，遍地的小腳卻成了這種“西方說法”的一個活生生的證據，令國人欲辯還休。畢竟，像辜鴻銘那樣強誇小腳的厚臉皮還不多見。
恰是急於抹掉這種恥辱印記的強烈衝動，才使得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之一的戊戌維新，被抹上了一筆“婦女解放”的重重油彩，盡管裏麵隻是男人在張羅解放女人的腳，而被解放的女人對此並不熱心。運動中人把“不纏足”上升到“保種”的高度，其實隻是運動展開後的一種誇張性思索的結果。當然，作為運動的副產品，傳統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蓮（欣賞小腳）”性意識也受到了衝擊，不僅維新人士視之為“輕薄猥賤之事”（梁啟超語），就是開明一點的士人，也再難以以此為榮。在羞慚纏足習俗的現象同時，對造成這種現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慚。畢竟中國男人也是人，不僅曆史不斷有人對此惡俗表示不滿，對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蓮癖的人，其實也知道纏足的過程相當殘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規模登陸以來，中國人尤其是士人對洋教在中國的行為做了地毯式轟炸的抨擊，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幾千份揭帖來看，竟然沒有發現反擊教會提倡不纏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約好避開這個話題似的，這種緘默說明纏足這個瘡疤一旦揭開，中國男人實際上很難正視裏麵的不人道，連回擊的勇氣都沒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大張旗鼓向西方學習的戊戌維新，提倡不纏足，第一次大規模公開地用西方的價值尺度（包括審美尺度）移風易俗，的確開啟了波及社會生活層麵的啟蒙，所以說，戊戌變法不僅有西學東漸而且也有西俗東漸的內涵，顯然，從後來的曆史進程看，西俗東漸的推力更大，勢頭更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