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後革命之後的時代最明顯的困惑，在於人們普遍而強烈的政治性的懷舊。舊日的領袖，再次成為不同麵目的政治象征，幹部們懷念毛澤東時代，因為那時候人好管、事好辦，運動雖然動自己頭上不太妙，但沒了運動還真的完成不了任務；農民們懷念毛澤東時代，因為那時候時代時常遊離了現代化的主題，呈現出不斷革命的強音，因而農村遠沒有今日般的邊緣化，至少在名義上還是國家關注的中心，農民在國家政治上的地位還排在老一老二的位置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至少在便利性上比今天不知要強多少，農村的教育，在普及方麵也比今天要好很多，將稀缺大學生和中專生分到農村（甚至是邊遠農村）去教書，雖然在今天看來是項苛政，但那時卻對農村是種福音。有的地方的農村中學，今天反而沒有過去那革命歲月的時候水平高，恰是由於在現代化的超強音下，農村人才的大量而快速的流失所致。其實，不僅在文化教育衛生領域，整個農村都在國家加速現代化的過程中，加速地破敗，逐漸成為人們遺忘的角落。更何況，大包幹以後，農村的農田水利建設以及社會公益事業的確在某些地區大幅度地落後，而鄉村政權由於各種方麵的原因，不僅缺乏協調各個小農經濟體的能力，甚至連基本的生活調控功能也萎縮了，農村的社會安全狀況每況愈下，一些地方甚至由黑惡勢力出麵維持。人們很自然地用過去幹群之間的平等（過去時代基層的確如此，等級製主要表現在中上層）比較今日之等級森嚴；用過去的清廉比較今日之貪占。雖然人人都承認現在比過去富足，但過去得到的東西，在人們眼裏是上頭賜給的，而今天的錢雖然多了，但卻是農民自己辛辛苦苦出外打工掙來的。
這種政治性懷舊，顯然是轉型時期難以避免的，但畢竟對社會的轉型是一種不良的因素，正像吳毅所描述的那樣，在推行村際民主的時候，農民想到的卻是毛澤東時代的大民主和大平等，這種南轅北轍的聯想，無疑對民主化進程是某種哭笑不得的毒藥。說的嚴重一點，懷舊實際上是借對過去的懷念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濃烈說明不滿氣氛的濃烈，懷舊情緒往往是改革的晴雨表，曆史上出現這種情形，一般都處在變革的時期，懷舊與不滿情緒引發的動蕩雖然不能使社會回到過去，但卻足以毀掉改革的現在，曆史上王莽改製和王安石變法，在失敗的前夕都伴隨有社會濃濃的懷舊氛圍。
後革命時代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特別多，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村的去政治化時代並沒有真正到來。問題是，我們從來就沒有正視過這個遺產，不清楚在這遺產的背後，是革命體製和話語人為遺留的隱隱作痛。我們在大幅度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同時，維持城鄉二元體製，堅持不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在宣稱建設市場經濟的同時，維持農村公有製尾巴的承包製；實際上，現時期農村的問題早已不是鄉村治理、政治控製之類的政策調控和操作所能解決的，但長期以來，我們卻在這方麵堅持不懈地下著功夫。後革命之後的困境，實際上更多的是製度的困境，甚至可以說是觀念的困境，真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改革的每一步，都要對那些來自本本的教條顧慮再三，找到依據才做得理直氣壯，找不到依據就縮手縮腳，甚至偷偷摸摸，後革命時代的陰影依然在覆蓋著我們的現時政治，我們的政治行為。
吳毅和許多從事農村調查的研究者告訴我們，現在的農村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青壯年農民大多出去打工，在農民的國民待遇沒有解決之前，他們在城鄉之間做候鳥，但是外麵的景色已經令他們對鄉村政治感到不滿，他們可能已經成長為新一代的精英，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卻並沒有產生足夠的引力使他們回來參與政治。同時，在農村的人們中間，傳統的資源重新受到重視，人們依托血緣和地緣的關係，努力重建人際人情網絡，但這一切，由於青壯年的缺席而往往變得走味和失去應有的意義。事實上，如果不走出後革命的陰影，突破製度的瓶頸，就無法實現現代性、國家和村莊的地方性知識的良性互動，再一次走曆史已經證明走不通的國家政權無限擴張的老路。
改革正在過大關，農村的改革更是在過大關，我們需要許許多多頭腦清醒、能夠深入農村、紮下去從事研究的學者，有幸的是，我今天又發現了一位。
“會社”與社會
--神遊妙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