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革命”之後的困境
作為一個琢磨過幾天曆史的教書匠，不知怎麼一來就對農村產生了興趣（以至於有的人居然認為我是研究村民自治的），近來有關農村問題研究的著述，隻要抓得到，都會看上一看。對於現階段村民自治的研究，以某種業餘眼光，總能尋出諸多的不滿，比如以為大家對農村現狀的考察常常脫離了曆史的背景，即使不得不回溯一點曆史，也是以方誌的口吻，為現實做一點點綴，而現實的中國農村離開了曆史尤其是現代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角色的曆史，是絕對說不清楚的。鑒於這類自以為抓住了的“把柄”，我經常會跟研究農村尤其是研究村民自治的朋友說三道四，甚至放肆地抨擊，好在他們並不以為忤，竟然樂意跟我討論。不過，剛剛讀到的一本書，卻令我啞了半晌，無話可說--我想到的地方人家基本都想到了，而且研究得相當深而且透，這本書就是吳毅先生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
此書是作者多年田野考察的果實，但著述的眼光卻沒有局限在川東的山村，不俗之處在於，能將現實的關注搭建在曆史的基石上，探討了幾乎所有現時農村社會共性的問題。不過，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對“後革命”的村莊政治的形成和延續的論述，同時從書上的描述中引發了對現在農村狀況與後革命狀態的某種聯想。
川東地區不是民政話語中的老區，雖然曾經被紅四方麵軍短期掃過，但過於短暫和久遠，並沒有多少痕跡留在村莊的記憶裏，當革命來到的時候，全國已經解放，國家總體上進入“後革命”時代了。與曆史上天下初定的創業者們不同，共產黨人雖然也看重穩定和秩序，但卻更在意革命情景的建設，對於他們來說，穩定固然能夠帶來國家建設上的便利，但為要建設一個道德主義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新社會，不破就不立，在革命未波及的地區，補課是難免的。所以，盡管作者所描述的雙村（乃至川東）土地占有的差別並不太大，嚴格來講甚至沒有地主和富農，但土地改革卻依然以革命暴力形式展開。
在今天看來，正像秦暉和作者等人所證實的那樣，解放前“封建土地所有製”的狀況實際上是被誇張了，孫中山對中國社會“大貧小貧”的估計，至少在農村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也有兩頭小中間大的估量）。雙村土改前的土地占有量，地主戶均17畝，人均9.7畝；而中農戶均15.7畝，人均2.97畝，戶均差值僅1.3畝，也就是說，按戶計算，所謂的地主的土地僅僅比平均數多了8%稍強的份額，即使在土地含金量還算大的川東，這種貧富的差距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盡管如此，革命還是必須進行的，而且以既定的階級分析話語所規定的框架進行，土改變成了一場“更為徹底的均貧富”，而“均貧富”的物質誘惑伴隨以階級話語的切割，不僅摧毀了農村原有的以地緣和血緣親情為基礎的人際秩序，而且動搖了以“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為標誌的日常倫理，經過這場革命以後，盡管每戶農民有了差不多的土地，但小土地私有製卻難以真正確立，這與曆朝曆代初始階段的均田之後的狀況有著根本的區別。人們已經無法按照傳統的模式和過去的意願來生活了，不僅僅是因為掌握了政權的黨不允許，滲透到農村細胞層麵的黨組織不允許，而是由於新世界的新結構和新話語隻有集體化才能與之相配，分散的小農跟國家工業化宏偉規劃格格不入，而往昔的宗族地緣圈子，一旦引入了階級鬥爭，所有的機能也就隻有隨風而散了。用吳毅的話來說，就是在土改前後的社會動員中，“一個由國家支配與規劃的村莊生活模式逐漸形成，新國家不僅有效地克服了傳統農業社會中國家行政力量的話語論說相對有限，無法有效地達至基層民眾層麵的局限，而且開始形成了國家對底層社會從權力結構到話語文本的連接”。
所以，盡管我們對建國初“新民主主義新階段”未能實行有無限的感慨，對合作化的過快過急有無窮的遺憾，為沒完沒了的運動和階級鬥爭擴大化而歎息，但過去的一切實際上從開始就種下了根苗。中國農村進入了後革命的時代，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地要在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完成之後，在和平建設時期不停地開展一波又一波的運動，“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直到人疲馬乏，農民對所有的革命以及相伴隨的烏托邦都喪失了起碼的興趣。許多外國人實際上很難理解，為什麼剛剛分了土地的農民幾乎很快就將分到的東西交出來？難道他們不是小生產者？為什麼不僅得到“勝利果實”的農民熱情地投身到運動的狂歡中，而且那些被鬥爭和被剝奪的對象以及他們的子女也非常渴望側身其中？吳毅在這裏給了我們一個答案，那就是：對於中國農村而言，土地的私有製在國家層麵上從來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在這不完全的土地私有製上麵，又彌漫著“天下為公”、“貧富均等”的烏托邦幻想，一旦國家出麵實踐這種烏托邦，那麼農民的烏托邦熱情就會被空前規模地點燃，自然也就不會拒絕集體化。當然，吳毅的解答，無疑是有說服力的，但是問題似乎還有另一麵：革命過程實際上也是建造革命戰車的過程，烏托邦很可能隻是戰車上的一麵旗幟，一個預支給農民充滿了希望與誘惑的天堂，革命話語（包括革命倫理）是車輪（隻要革命倫理還在主導著社會，私有製就難以暢行，小農發家致富也不敢放開手腳），而階級分析則是戰車上的座位，一旦上了戰車，所有人都被安排在相應的位置上，整個社會根本沒有下車的空間甚至時間，所以人們隻能隨著戰車前進，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不情願的往往也必須強迫自己情願起來，直到連自己也相信的確真的情願。有意思的是，在這個戰車中，那些已經被革命判為異類的地富和他們的子女也有相應的位置，隻不過處在底層而已，隻不過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也在戰車上，還老是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夠爬上車去。如果這些人不在車上，那麼車上的其他人就不會那麼塌實，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在農村的階級分野是最講究的，一個一無所有的“貧下中農”，隻要意識到他的腳底下還有人，就會有起碼的知足感。農民的自私心理和私有欲其實並不比其烏托邦情緒弱，合作化的時候，也許雙村的農民沒有什麼反彈，但其他地區用殺掉並吃光自家的豬馬牛羊、雞鴨鵝狗來“反抗”的現象還是相當普遍的，隻是他們已經一隻腳上了車，反抗也就僅此而已了，吃完了自家的活物，然後再指望這個車將他們拉到到處都有好吃好喝的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