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革命時代終於在文革結束後走到了自己的盡頭，農村似乎回歸到了小農時代，烏托邦失去了魅力，革命話語也不再具有往昔的控製力，中國明顯地進入了一個話語轉換的關頭，雖然新的話語體係還沒有確立，但舊的話語已經過時卻是鐵板釘釘的事了。
可是，時代雖然走到了後革命之後，後革命留下的長長陰影卻依稀可見。雖然已經“分田單幹”了，但農民卻依然自稱“社員”；撤社改鄉已經有些日子了，但“公社”、“大隊”的稱謂卻還在，關鍵是農民有時還是難以完全擺脫過去“國家農民”的感覺，或多或少對“組織”上還有所依賴和幻想，如果沒有這些依賴和幻想，農村政權逼民致富的事件就不那麼容易發生。集體化雖然事實上早已結束，但集體化的“殼”卻憑借對土地的不斷發包殘留著，農民上交的提留和統籌款，也還有著“集體經濟”的影子，更不消說有的地方還有相當規模的村辦企業，隻要稍加強化，“集體”變成南街村的樣子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原有的黨、政、經、司法合一、全能式的政權體係雖然轉變成了單一的行政架構，但不僅全能政權的積習尚在，而且某些功能也保留著。黨的一元化領導巍然而立，“思想政治工作”做不成了，但權力中心的位置卻沒有變，民選的村民委員會主任隻能做“二把手”，原來社隊的計劃、管理和服務已經不複存在，隻管征糧收錢與計劃生育的鄉、村政府卻保留著原體製內對農民的強製功能，各種名目的“學習班”，連稱謂都沒有改。一邊在推進法製建設，一邊的鄉村治理卻非得依靠“學習班”的強製性關押的威懾。多年的政治運動，練就了一批善於運作權力技術的“大社員”，其規避法律製裁和利用政策的能力相當強，真要是動真格的取消了“學習班”，那麼農村政權還真就有癱瘓的危險，隨著農村法製化的推進，農村政治的這種困局就更是難以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