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降，樂意維持自己的一點尊嚴，對君主持不合作態度的人自然還有，但如伯夷叔齊般的傻氣和執拗卻消淡了。名氣很大的嚴光（子陵）不過是個高明的隱者，因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強當道的劉秀的王朝中，不會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邊隻會讓這個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尷尬，也令自己多幾分沒趣，所以識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釣魚。魏晉名士中，隻有既喜歡打鐵又能彈《廣陵散》的嵇康還算有幾分傻氣，阮步兵隻敢借酒躲過司馬氏的攀親，因為他遇窮途知道“慟哭而返”。劉伶邊走邊喝，沉醉終日，後麵跟著個童子扛著鐵鍁，說“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沒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為五鬥米折腰，縣衙後麵官地裏種的糜子沒等進酒坊釀出酒來就掛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鬥米，事情的結局則未可知矣。盡管真正像伯夷叔齊那樣操練的人愈見其少，但他們二人身上的光環卻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逝，追思夷齊，玩味悼惜那點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維持心中的那道尊嚴的最後防線。對“餓鄉”的神往，伴隨著士大夫的演進也伴隨著他們的退化。
誌趣和愛好都有相當多舊士大夫氣的毛澤東，卻不那麼欣賞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齊，他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和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一下子來了個大翻案，揖讓變成了“開小差”，苦諫化為助逆，原來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變成了惡行、醜行，更不消說還有什麼“民主個人主義”的現代徽號的饋贈。當然，毛這麼說的時候，已經江山在握，作為最高領袖說這樣的話當然可以理解。其實大概從周武王開始，統治者就不會喜歡怪兮兮的伯夷叔齊，不然怎麼“聖之時者”被供在文廟裏做“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皇帝”，而“聖之清者”連進文廟陪坐吃冷豬頭的份都沒有呢？不過，大概除了朱元璋這樣小心眼生怕讀書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別厭惡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齊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裏寫寫《伯夷頌》之類，也隨他去。因為向往夷齊既不是懷二心不臣，也不至於老到自己耳邊聒噪，勸這勸那。這就是為什麼韓愈諫皇帝迎佛骨而遭貶，而寫《伯夷頌》卻沒有事的緣故。
但是，進入人民政權的時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絕大多數由士大夫轉型為新式知識分子的人們，突然之間變成了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的毛，必須徹底脫胎換骨，向人民投降才行。思想改造，洗滾水澡，首先要去掉的倒還不是什麼資產階級思想，恰恰是這種伯夷叔齊式的清高。凡是有點傲骨的人，單思想改造運動一關就難過，即使僥幸滑過去，那麼後麵還有五關六將擋著。更可怕的是，凡是過關，每個關口都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任你是孫猴子金剛不壞身，也泡你個骨酥筋軟。不是說“士可殺不可辱”嗎？非讓你一辱再辱不可。不僅外麵辱，而且家裏辱（你的家人也在對你進行批判，逼你檢討）；不僅私下辱而且當眾辱；不僅別人辱而且自己辱。辱到你渾身麻木，辱到你唯唯諾諾，一有風吹草動就立即提起筆張開嘴，洋洋灑灑，痛快淋漓地將自己罵得狗血淋頭而後止，到了這個時候，什麼尊嚴，什麼麵子都不知不覺地去了爪哇國。如果不想費事，可以翻翻建國以來的《人民日報》，你會發現凡是運動一來，從批胡適、批胡風、批電影《武訓傳》、評《紅樓夢》批俞平伯，再到反右……知名的大知識分子都有批判、表態和檢討文章在上麵，開始的時候，話說得別別扭扭，前言不搭後語，漸漸的，話就越講越順了，聲音愈發響了。如果不怕麻煩，則可以設法查一查這些大知識分子的檔案。各種名目的檢討往往是越做越長，越做越深刻。至於隨時隨地的檢討檢查更是家常便飯，幾乎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個大教授在家裏受了保姆的氣，發了幾句脾氣，第二天上班，會在單位主動檢討自己對勞動人民的態度不端正，原因是自己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如果有人打算編一部中國思想檢查（檢討）史（前提是如果所有的名人都不怕出乖露醜的話），那麼將會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意蘊非凡的巨著。
那些生性懦弱的人自不必說，就是那些在過去的時代敢於麵對強權拍案而起的人，到了這個時候都不知不覺地把強項弄軟，在“人民”、“民族”和國家等一係列大帽子下麵，有哪個敢不低頭呢？經過多年的思想改造，一辱再辱，自我作踐之後，知識分子雖然仍然沒有使自己榮幸地變成無產階級身上的毛，但實際上已經附在了黨和政府的身上，至於是毛還是灰塵，那就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