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一代知識分子在熱水裏煮過，堿水裏泡過以後，無論那些。民主個人主義者也罷，舊式士大夫也罷，甚至遺老遺少也罷，有沒有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們不知道，但所有的“臭架子”肯定都煙消雲散了，即使還有點漏網之魚，經過文革則非死不可。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本是按蘇聯李森科的理論塑造出來，不過是些蛋白質按照事業的需要變成了工程師、教師、技術員、農藝師以及作家、演員等等。像伯夷叔齊之類的玄想肯定是沒有了，所有的人最擔心的恰恰是被黨拋棄，不再有機會為事業獻身。即使從事自然科學的人們，也不約而同地懷疑精神消淡，批判意識退化（除了針對上級指定的“批判”對象，像摩爾根的遺傳學）。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顧禮遇士大夫的王朝傳統，碰上看不上眼的，就當廷杖責。打爛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們的尊嚴，結果到了朱某的後世子孫那裏，一個小小的宦官魏忠賢居然會有成千上萬的士人作他的幹兒幹孫。清人說送掉“大明將士”和崇禎夫婦兩口的是“晚生八股”，實在是大錯特錯，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實就是那錦衣衛手中令人羞辱難當的棍子。人既然沒了尊嚴，做什麼也就無所謂了。在經過文革的噩夢之後，人們對“事業”僅存的那點虔誠也隨風散去，雖然有學曆而且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越來越多，但知識分子早就沒有了，隨著政策一天多一天地湧進黨和政府機關的文憑持有者，建構了一種曆史上最奇特的官場文化，在這個文化裏，所有從前做起來還要臉紅甚至回家睡不好覺的行為都變成理所當然了，做壞事的借口也越來越冠冕堂皇了（知識和才華在這裏派上了用場），顯然，從前在各級領導崗位的大老粗們對此望塵莫及，似乎也後悔莫及。在所謂的知識界其實也未能免俗，這樣的情景大概在所有的大學裏都不罕見：在開會的時候，隻要領導一講話，後來幾乎所有的人，包括擁有過去最神聖頭銜的教授們，再發言時必定套上“正如XX領導所說……”之類的開場白，就像文革時，發言甚至寫信都必須首先來一句“最高指示”一樣，不同的是，隻要散了會，這些在會上深切體會領導精神的人，大多會順嘴將剛才被捧上雲霄的領導踩到泥裏去。即使在大學裏，人們最熱衷的還是作官，官大學問自然就大，已經成了大學裏顛撲不破的真理，因為作官不僅有許多說不清的好處，而且評職稱，撈項目，甚至開學術會議都優先。我們的大學其實更像的是衙門，教師不過是有職稱的民工（他們中有心計的人特別想的事就是“以工代幹”），據說我們的教育部門已經製定了若幹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規劃，說實話，太難了。
哀莫大於心死，沒有羞惡之心，如何能有善惡之心，沒有了尊嚴，自然也就沒了起碼的羞惡之心。到了這個地步，還要想求眾多文憑持有者講求什麼共產主義道德，不啻緣木求魚。知識分子的社會認同是什麼？是包含善惡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們對於權力的相對獨立才能保持，一個喪失了尊嚴的階層，自然談不上獨立的地位。中國的曆史上並不缺乏荒淫無恥，但是掉在荒淫裏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至少不會將荒淫說是聖潔，他們也知道有人會對此說三道四，因為畢竟不會全都同流合汙。現在，盡管被暴露的貪官越來越多，職位越來越高，但當他們被押上審判台的時候，很少有人會真正低下自己的頭，那些沒有被抓住手的，更不會有絲毫的收斂。兩年前，當媒體報道韓國漢城大橋倒塌事件時，被抓出來的政府官員一個個在記者的鏡頭麵前紛紛扯起衣服包住自己的頭。這些人雖然可惡，但至少還有一點羞惡之心，可惜的是，在中國我們看不到這種場景，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大半是一個個昂然而立，侃侃狡辯的身姿。也許更可怕的是，在大學裏那些想要作官的學生們，不僅在學校裏已經開始在學生會裏操練爾虞我詐，勾心鬥角，而且時刻準備著一旦混上一官半職，就開始大撈特撈而且大爬特爬，他們甚至不屑於諱言這一點，--是不是老師教的？天知道！
說實在的，本人對於韓愈的文章一向不感興趣，《伯夷頌》寫的也似未見佳處，不過裏麵有這麼一句話說得還是不錯的：“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周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而我們這些讀書人，正是因為“有所求”，以至於最終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餓鄉”。
當“餓鄉”還在的時候，中國有官也有士；餓鄉沒有了，官還在，士卻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