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各級政府和婦聯組織一提起維護婦女權利，就斷不了要懲罰“陳世美”，保護“秦香蓮”，顯然，這是《秦》劇留給人們的印象，陳世美和秦香蓮已經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他們代表著自古以來就屢見不鮮的負心與婚變。然而實際上，《秦》劇留給人們的印象不過是觀眾的錯會意，劇中的老包，其實並沒有多少維護“婦女權利”的意思，《秦》劇哢嚓一聲鍘掉陳世美的腦袋，所捍衛的依然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的倫理原則，而在這個倫理體係裏，無論秦香蓮們冤深如海，也隻能在合乎原則的條件下得到一點安慰，說實在的，真正的秦香蓮能有棒子已經不錯了。
我們知道，所有的包公案都是戲劇和，真正的包拯其實遠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關於“餓鄉”的老生常談
伯夷叔齊對於現在的青年人來說，已經相當陌生了，即使是學文史的大學生，也未必全知道他們的來曆。記得在文革後期，一位鄉間讀過私塾的老先生，曾拿著這兩個名字來考我，本以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卻答上了，可是周圍的夥伴包括那些從上海北京來的“知識青年”，卻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中國人的時間似乎在20世紀過得特別快，變化也特別大，倒退回去一百年，伯夷叔齊的名字至少讀書人都是耳熟能詳的，他們堪稱古代士大夫心目中聖潔的偶像，連“亞聖”孟子都稱他們二位為“聖之清者”，曆代讚譽他們的詩文以及畫卷層見疊出，收集起來大概可以裝上幾馬車。清代著名學者管同（異之）甚至別出心裁地將夷齊餓死的首陽山稱為“餓鄉”，心許為理想的聖境。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訪問革命後的蘇俄，寫了著名的{餓鄉紀程》，雖然將心目中的餓鄉從首陽山轉移到了俄羅斯人那裏，但說明在他心目中還有夷齊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聖，甚至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喪氣話，似乎要步伯夷叔齊的後塵了，然而終於還是舍不得父母之鄉，吃著魯侯的飯，老死在闕裏。所以他隻能算是“聖之時者”，比不得夷齊之“清”。伯夷叔齊兩位公子哥，放著好端端的孤竹國的國君不做，卻為了某種虛玄的理想，苦苦勸阻周武王伐紂，據說他們認為殷紂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紂卻不過是以暴易暴，以亂易亂，不合乎神農氏古德。最後跑到首陽山用自家的肚子實踐“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後來據說又為了某婦人的一句閑話，連薇菜也不肯吃了，終於餓死在山上。伯夷叔齊的故事正好發生在中國曆史由含混到清晰轉化的時代，與同時代周文王與薑子牙的故事一樣，也許帶有很多的虛構性質，有多少真實可信的成分很難說得清，但是，這個故事在士大夫嘴裏被傳誦了幾千年（老百姓似乎並不太在意這兩位），自有某種道理在。
古代的讀書人，能逃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歸宿的並不多，求學之初就成心想離仕途遠遠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像白烏鴉那樣的希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較有才華的人，卻又非常地向往那種不食君祿，遠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著也許有那麼一天，可以跟權傾天下的君王較較勁，不吃他的飯也不聽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駕之餘，往往會想起伯夷叔齊的故事。伯夷叔齊與曆代的隱士有著本質的區別，隱士們或者顧慮於仕途的險惡，以求自保，如秋風起，思江南鱸魚膾者；或者為待價而沽，如南陽草堂高臥者；或者幹脆是以隱求進，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齊跟他們都不一樣，他們的行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話，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種執拗和傻氣，我們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還有那個毀容吞炭的豫讓身上，都能看到類似的傻氣和執拗，雖然發傻的形式不太一樣。傻氣和執拗的背後，是士之為士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