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應該承認，在村民選舉中，的確出現了某些能夠保護村民利益，敢於與上級政府抗命的能人型的村幹部（就像在合作化時代也有過這樣的社隊幹部一樣），但是隨著時局的發展，他們勢必要進入兩頭受氣的境地，普遍的抗命必然難以持久。
在某些學者看來，村民選舉無論有多少弊病，但畢竟是一件好事，通過選舉，中國的農民可以學到民主，實踐民主程序，作為實現民主的初步嚐試，中國政府的這種舉動是應該受到讚許的。然而，奇怪的是曆史總是會出現某些相似，對現代史有些了解的人，也許不會忘記，在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曾經大規模地推行過村民選舉，那時叫“大選”（跟美國人選總統一樣），幾乎每年都搞，每次選舉都要經過廣泛而深入的組織和動員，劇團演戲，宣傳隊上街，工作隊深入農民家的炕頭。為了適應比現在文化素質更低的農民，根據地創造出豆選法、畫圈法、畫點法、燒洞法、紅綠票法、投紙團法和背箱子、乍胳臂等五花八門的投票方式。顯然，當年主持根據地的共產黨人搞選舉並不是裝樣子，否則用不著費如此大的心思，年年投入非常大的人財物力。抗戰八年，根據地選舉至少進行了六七年，學習的時間應該說不算少了。
現代社會的民主畢竟是一種需要與相應的社會進步配套的製度操作，它要求人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同時還要求人們擁有起碼的現代意識。中國的民主實驗不在城市居民中搞而非要拿到農村去，無論如何都是讓人看了感到別扭的事情。
中國是個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特別是史學傳統的國度，每當路有些難走的時候，我們的先人總習慣於回顧曆史以求鑒今。今天，我們已經習慣了眼睛向外、向前，其實有的時候，回過身來看看也不無益處。承認和尊重鄉村自治，無疑是中國的古代製度的一種傳統，為此，中央政府不僅將政權機構隻設在縣一級上，有時甚至還有意識對胥吏下鄉做出種種限製（清代）。隻要鄉村能保有完整的自組織係統和能力，國家就可以以非常小的行政成本維持安定的局麵。自秦漢以來，涉及農村的政治改革並不太多，從王莽的新政到明代的“一條鞭法”和清代的攤丁入畝，無論動機如何，凡政劇事繁者則敗，政寬事簡者必成。原因就是在前現代的國度，行政手段和技術有限，官吏的專業化技能比較差，行政素質低下，又缺乏必要的監督（監察體係過於單薄，而且還受到各種牽製），官員的貪婪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道德約束，而對於大量行政事務所賴的胥吏，由於身份的低下，道德約束往往並不起作用，因此，在製度設計上，行政程序越煩瑣，官吏下鄉的機會越多，隻是會增添些中飽的可能，而於實際的行政目標反而越遠。北宋著名的王安石變法設計不可謂不精妙，但“青苗”、“保甲”諸法不幸有了太多的程序和煩瑣的手續，因此注定了這場懷著理想主義初衷的變法，勢必要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失敗。所以錢穆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一部分是行政技術上的問題。
再來看看我們今天，雖然中國也有了大量的電腦和無所不在的網絡，但縣級特別是縣以下的行政係統絕大多數依然技術落後，行政操作其實比老祖宗也強不了多少，在監督方麵甚至比傳統社會還要欠缺。既然如此，為什麼那些似乎是想要將農村的事情辦好的人，還是非得容忍如此龐大而且越來越見腫脹的行政隊伍在中國的鄉野上縱橫行進？事實已經無數次地告訴了人們，僅僅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動中國農村這塊巨石，不恢複起農村原有的自組織能力，農村的事情就不可能辦好，而農村的自組織能力隻能靠農民和農村社會自身的力量一點一滴的複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外麵和上麵的人們，無論有多麼著急，懷有多少恨鐵不成鋼的好心，所能做的其實隻是引導和教育。農村的事情，歸根結底隻有農村的人和那些樂意將自己變成農村一分子的知識分子才能辦好，鄉村的自治說到底是農民自己的事情，農民自己實現的自治的形式是民主還是別的什麼，也隻能隨他們的意。利用大規模的行政幹預和采用準運動的方式推行“村民自治”，所能達到的隻能是“官治”。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傳統王朝的一個思想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