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包幹為標誌的農村改革，使得農村回到了跟合作化以前相類似的狀態。大包幹一舉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也拉動了以後城鄉的一係列改革，但大包幹的確使得農村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權力的真空。土地承包之後，原來公社係統的幹部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管事，原先習慣了的一套領導方式突然之間沒了用武之地，農民從事事有人管一下子變成了凡事沒人間。在改革開初農民兼顧集體事業的熱情，隨著對於擔心政策變回去的憂慮漸漸消淡，一些農村的公益事業的確處於荒怠的境地，在80年代中期，雖然農村裏的新房如雨後春筍，但橋梁道路和村裏的衛生狀況卻差了許多。當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的某些憂慮，實際上也有幾分道理，隻是這種道理是建立在根本無視“世界上最大的問題”--老百姓的吃飯（毛澤東語）上麵的，所以與無理同。然而，對於國家政權而言，最大麻煩在於，農村經過幾十年的集體化，等於是又逐漸地回到了解放初的狀況，國家不得不再度麵臨與分散的農戶進行交易的局麵。一時間沒有別的辦法，國家在農村糧稅的征收，土地以及河渠山地的管理，教育和社會公益的延續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隻能依靠行政體係來實現。隨著這種“國家事務”日益繁多，在大包幹初期門可羅雀的農村幹部不旋踵就忙了起來。由於經濟的發展，農村的權力機構有了從前想都不敢想的含金量，而原來的一套意識形態道德控製的失效，使得最後一點阻止幹部利用手中權力牟利的約束也蕩然無存。人們突然發現，農村中的權力資源具有了空前的吸引力，村長、支書、會計甚至村民小組長都可以從日益增長的提留中分到一杯羹。農村中的鄉鎮政權也水漲船高，像吹氣式以十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膨脹起來，一些單靠吃農業飯的縣城，機構膨脹的速度甚至比鄉鎮還快。上上下下，凡是有點門路的人，都盡可能地通過各種關係擠、湧進了基層政府機關。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鄉鎮的各種對口的“助理員”紛紛擴張成了“辦公室”，由此多出了大批的“主任”和“副主任”。眼下還相當窮的地方，鄉鎮政府的辦公處往往是最亮麗的所在，而稍微有點錢的地區，鄉鎮辦公樓的規模幾乎能趕上省政府。最糟的是基層機構的膨脹都屬於編製外的擴張，越擴張農民需要交的提留也就越多（握有權力的幹部們自然不會滿足於工資和補貼），提留越多，農民方麵的阻力就越大，因此就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工作”，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基層政府機構的惡性膨脹固然是一些人“尋租”的結果，但起因畢竟是國家借助行政杠杆控製鄉村社會的初衷，隻要國家政權還習慣於利用過去的方式實現對農村的控製，那麼無論有多少消腫的舉措和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都隻不過是在演一出又一出腫脹和消腫的悲喜劇。
應該承認，現在推行的村級政權的民主選舉，本意也含有防止農村腐敗，減輕農民負擔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村民選舉又叫村民自治。但是，現行的村民自治的法規，實際並沒有提供處理村級政權與鄉鎮政府的關係，以及村級政權與同級和上級黨組織的關係的依據。而現在推行的村民自治體製，無論從哪個方麵講都是與原先的縣、鄉（鎮）、村行政結構以及農村基層黨組織體係相抵觸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鄉鎮幹部，至少也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村民選舉大不以為然。從目前的調查來看，全國鄉鎮政府對於村民選舉的抵觸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的抵觸不僅僅意味著鬧情緒，還有動作，采用最為普遍的方式是控製選舉，使他們想要當選的人當選，以方便工作的展開（顯然，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村民選舉也就沒有意義了）。然而，即使沒有人操縱，選舉十分公正，選出的村幹部真正能夠代表民意，也未見得真的就可以將農民的負擔減下來，至多能減輕一點在村這個層次上的貪汙和浪費，同樣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麵看，在與上級政府的對峙中，選舉出的村政權都處於絕對的弱勢，對於不聽話的村長，鄉鎮政府可以采用許多辦法來對付，更可以借上級黨組織的名義來壓他，用同級黨組織來牽製他。而村政權與之對抗的最有利武器，隻是更上一級政府的支持（對村民自治法的憑借也主要看縣以上政府的態度）。在類似於運動的村民選舉高潮中，新選出的村幹部自然有可能獲得這種支持，可是一旦“運動”過去，可就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