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第三個案件有點問題。這個案件非常簡單，一個人的養子殺了人，他將其藏起來。事發之後，父子兩人都關進了監獄。按傳統的社會常理，如果這二人是親父子，老子肯定沒事兒，父為子隱嘛！可是，由於他們沒有血緣關係，有人認為這人包庇罪犯所以有罪。在那個時代，包庇罪不是輕罪，而是要與所包庇的罪犯同罪的。董仲舒這回依舊是持與人為善的態度，不過他這次沒有引證《春秋》，而從《詩經》裏找到了依據，他說，詩雲：“螟蛉有子，蜾嬴負之。”所以養子也是兒子，一樣符合“父為子隱”的“法則”，故爾，兒子可以判罪，而老子理應開釋(杜佑：《通典》卷69)。
顯然，董仲舒的這次判案是與現代法律體係大相徑庭的，有親緣關係絕對不可能成為包庇犯罪的理由。但是，法律製度是人來製訂的，必須考慮法律包含的獨特的曆史和文化因素。在中國傳統的以親緣紐帶串起來的社會裏，以父子軸線為核心的親親法則，就像後來的階級鬥爭一樣是社會生活的“綱”，就是不指望“綱舉目張”的人，也難逃綱後麵拖網的籠罩。如果以“父為子隱”作為前提，那麼董仲舒的判決其實並不過分。
然而，話又說回來，盡管董仲舒的春秋折獄很有人情味，有時判得也挺合理，但是這對於中國的法律製度的成長畢竟不是一件好事。中國的法律長期以來一直在倫理道德的巨石之下呻吟，得不到正常的發育，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董仲舒首倡的春秋折獄不能不說是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河，它標誌著統治道德對法律毫不客氣的幹預和指導。兩漢以後，雖然律條越來越完備，很少有人再像董仲舒那樣直接引經斷案，但春秋折獄的精神卻流傳了下來，像曆史上大大有名的“海青天”海瑞，他斷案就有一個“原則”：親族之間的訴訟，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這種“與其——寧”原則，我們在現代已經耳熟能詳了，殊不知這原來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脾氣。海青天這一“寧”下去，就不知道要有幾多“晚輩”可能負屈含冤，犧牲在倫理秩序的重壓下，司法的公正肯定要大打折扣。與海瑞同時代，也相當有名的張瀚，做大名知府的時候，曾經辦過一件很令自己得意的案子，說是一家兩兄弟發生了財產糾紛，爭訟不已，縣令斷不了，推到他這兒來了。古往今來，親兄弟鬧到打官司這一步，肯定是撕破了臉，嘴裏哪裏會有好聽的，於是在公堂之上就互相開罵，可是這卻惹惱了知府大人，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然後用一副器具將兩人各銬上一隻手，投入監獄就不管了，一任他們吃喝拉撒睡都結在一起。結果不問可知，這兩兄弟受不了折磨，隻好央人求饒，聲明不再打官司了。這場官司就這樣在親緣至上的大帽子下，稀裏糊塗地被強行和了稀泥（張瀚：《鬆窗夢語》卷1）。
比起海瑞來，張瀚的這件自鳴得意的“德政”要惡劣得多。即使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親兄弟隻要分了家，就是兩個不同的經濟實體，發生經濟糾紛是難免的，兄弟爭財產在農村司空見慣，打官司是合法的事，既然地方官有司法權就理應受理。親兄弟之間，也同樣有個是非曲直，這樣用板子和刑具硬性把它壓下去，如果這兄弟倆再不屈服，就有可能為此丟了性命，法律實際上就成了附在倫理“大綱”下麵的一張廢紙，也不可能真的讓社會上的親兄弟從此後再也不打官司。
在世界曆史上，類似春秋折獄這樣的故事，在某些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也有過。美國20年代還有過“進化論案件”，在課堂上講授進化論的中學老師，還因“抵觸”了聖經而被判罪。直到今天，某些伊斯蘭國家依然把古蘭經作為法律的指導。相對而言，儒家雖然也號稱是“教”，但宗教的氣息畢竟少得多，經義上的教訓也沒有那麼霸道和專斷，加上董仲舒又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所以他的春秋折獄還是蠻有些可愛的。不過，無論春秋折獄多麼富有人情味，它對於法律自身的發展還是有害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之所以總是像一個個別器官畸形發達的嬰兒，不能說不是儒家經義的陰影過分遮蔽之過。
兩千年後看董仲舒求雨
兩漢之際，有名的儒生特別多，最有名的莫過於董仲舒。正是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才使得儒家學說正式登上殿堂，成為曆代的統治哲學。這件事情被我們的教科書渲染得相當厲害，以至於一提到董仲舒，人們就會想到儒術的獨尊。過去我曾想當然地認為，由於此劃時代的一策，董仲舒肯定備受漢武帝的寵愛，理所應當是當時最為走紅的儒者。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