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曆史上的下層社會尤其是對下層社會意識的研究，是個長期以來被人忽視的領域。現在人們開始對此有了足夠的關注，無疑是曆史研究的一種進步，因為正如劉先生所說，“從社會下層發掘足以反映曆史變動的軌跡”，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曆史的真相”。但是，也許是由於輕視下層研究的學術史在中國延續得太長了的緣故，當人們轉過身來低下頭俯視下層的時候，潛意識裏或多或少還免不了拖著幾絲不以為然，對研究對象缺乏起碼的專注，也缺乏必要的尊重，因而往往很輕易地就掉進了其實並不隱蔽的陷阱。另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相當多的研究者，對於下層社會還存在著隔膜，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缺乏必要的體驗。對那些屬於老百姓自己的東西，諸如粗糙的口頭創作，鄙俚的民間戲曲，煩瑣的民風民俗等等都缺乏了解，也不屑去了解。過去離我們說遠也遠，說近也近，某些深層的東西說變也難，不知今也就難以知古，如果對於今天老百姓所思所想麻木不仁，那麼對於曆史上下層社會也難以很好地解釋。研究曆史貴在以古人之心為心，才能貼近曆史，而研究下層曆史，則不僅要貼近曆史更要貼近下層。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我之所以在此說三道四，絕不是因為自家比誰高明，僅僅是由於所犯過的錯誤更多。從陷阱裏爬出來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在路上豎一個牌子，上麵寫上：當心陷阱！
也談古今地方行政建置
讀了朱誌泊先生《漫話古今地方行政建置》一文，忽然覺得也有兩句話要說。
話其一，現在中國的行政建置的混亂，比較突出的一點就如朱文所言，是“市”太多，從省級到縣級都有，讓人找不著北，弄不清一個市，或者市長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因為一個芝麻大的縣級市和與省同級的直轄市的市長都叫市長，實際上兩者的差距就像天和地。究其“亂”的源，應該是近些年縣級市的“批發上市大甩賣”。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縣級市，很快就湮沒了原來的地級市和直轄市，使中國大地“市星”燦爛，自然也難免耀花了老百姓特別是外國人的眼。
到今天為止，縣改市依然是各地縣領導們熱衷的一件事。大凡想要改市，總免不了勞師動眾，一時的專車送禮，遊說公關不過是小菜一碟，厲害的往往派團長駐北京，軟磨硬泡，糖彈齊瀉，跟蹤盯梢，窮追猛打，不達目的絕沒有收兵的，據說公關戰長的能打上兩三年。
縣改市，其實沒有什麼實際利益，因為級別不變，會不會有點政策上的好處也很難說，即使有點實際的利益，大概也抵不上公關的消耗，更不用說改市以後的大肆慶祝。促使我們的縣太爺們樂此不疲的動機，說穿了無非是麵上好看--市比縣聽著氣派，市長更比縣長叫著威風。縣，無論有多大，聽起來總是像鄉下，而市無論多小，聽起來也是城市；縣長雖然；是一縣之尊，但總是讓人想起七品芝麻官，而市長就難說了，聽起來特像是四品知府，讓老百姓聽著就害怕。在不興縣改市之前，中國的市有限，縣長升市長，等於從縣級跳到地級，顯然不容易。現在好了，隻要搭上縣改市的順風車，半真半假地混跡於從前地級市的行列，昔日的芝麻官就可以戴上一頂似乎是四品知府的“官紗”，至少對外可以唬唬人了。
當然，有一利必有一弊，縣改了市依舊是縣級，所以它們還是被同樣叫做市的地級市管著。原先上下級一見麵，市長可以坦然地叫下級為某縣長，然而現在就覺得有點別扭，過分的上級有的竟然幹脆直呼其名，等於一長不長了，據說某些地級市在召集下麵的市縣長開會時，居然特別叮囑會議人員不許稱呼縣級市的市長為市長。好在現在掛上市長頭銜的縣太爺們，畢竟有見長官的時候，也有親民施教的時候，更有出外甚至出國考察公幹（含旅遊）的時候，到那時候，掏出名片來，臉上的風光可能不會亞於國外的名勝。總之，縣改市還是利大於弊。
往寬一點說，我們中國人玩的這種名稱升級的空手道，還不止縣改市這一種，六層樓就叫大廈，十層樓就叫廣場，中專變學院，學院晃晃身子就掛上了大學的牌子，政府機關裏，大家都是“長”，辦事員比過去的首長還要稀罕，一個小小的縣（包括縣級市），縣級副縣級的幹部成百。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全體都升級，反而成了虛架子。清末的時候，官也毛，但多出來的官都放在候補的行列裏，無論隊伍排得有多麼長，沒候上實缺之前也進不了衙門，大多數買官的人，實際上隻是買頂官帽子自我滿足一下。而現在多出來的官卻都個頂個地放在機關裏擺著，活生生地添亂，而且吃、拿、卡、要樣樣在行，進了機關辦事，過不了人家的關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