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其二，朱先生文章給人挑了不少錯，挑得很讓人提氣，但有的地方也難免有苛責之嫌。比如《高郵縣誌》說了句：“宋太祖開寶四年，高郵多盜，置高郵軍。”朱先生因此批評“高郵多盜”四字為蛇足，說軍是宋朝的一種行政建置，“與盜多盜少無關”。不錯，“軍”是宋朝的一種行政建置，比縣高，比州稍低，基本上與府、州、監同屬二級地方區劃。但是宋朝設軍的地方都與軍事有點關係，所謂“地要不成州而當會津者，則為軍”。軍實際上是軍事要地，須重兵把守。類似於軍比軍低一級的行政建置是寨，與縣同級，《水滸》上花榮和劉高作知寨的清風寨，就是這麼一個。邊境上的軍寨是防禦“盜賊”的，那個時候沒有警察，盜賊也由軍隊管，小偷小摸由縣一級的軍人即都頭們管，軍寨防的是大盜，夥盜，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農民起義。所以說，說“高郵多盜，置高郵軍”，其實也不能算錯，至少不能算大錯。
其實，朱先生也知道，讓各地編地方誌的文化人搞清楚曆代繁複的行政建置，實在是難為了人家。君不見，我們的有些大文化人在有關清史的影視（不是指戲說那部分）乃至史說論著中，不斷地出現“兩湖總督”的字樣，還非說兩江總督管轄的地方是江蘇和浙江雲雲，如果要打板子，我看還是先打了這些大人先生的屁股再說。
董仲舒與春秋折獄
所謂“春秋折獄”，就是以儒家經典《春秋》為法典來斷案子，此招據說是西漢大儒董仲舒出的。董仲舒一生作官做得不大，長時間裏呆在博士位置上，那時的博士屬於官銜，但位卑且清寒，董仲舒最大的官是一個諸侯國的相，而且時間做得不久。董仲舒雖然官做得不大，但作為儒者的名氣卻不小，據說對於《春秋》，誰也沒他熟。離任後，朝廷有了疑難案件，廷尉張湯總是去問他，於是就有了一係列的“春秋折獄”。董仲舒在今天看來堪稱一代奇才，或者說怪傑，很大程度上，漢武帝是因為他的緣故，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但是，他手裏的儒術，卻是個糅合儒、法、道和陰陽家的雜貨鋪，他那套以人事配天象，天人合一的理論，孔夫子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哭笑不得，恨不得再死一回。也許就是這套神神怪怪的儒術，才真正打動了喜歡方士的漢武帝。
董仲舒是做過五經博士的人，對《春秋》情有獨鍾。雖然那時的博士非現在的博士，但學問還是有的，肯定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而且還非常善於學以致用，聯係實際，春秋折獄就是一個典範。
在今天的人看來，《春秋》是曆史，撐死了將之說成哲學，無論如何也扯不到法律上去，以《春秋》斷獄，肯定是“葫蘆僧亂斷葫蘆案”，談不上起碼的法律公正。以往，人們談起“春秋折獄”來，大抵上是看作笑柄的。但事實上，董仲舒的引經折獄，並非一味地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迂腐之論遮蔽事實。
現今留下來的春秋折獄的事例已經不多了，以留傳下來的幾個故事看，董老先生其實是挺明白事理的，所斷案件往往既合乎法理，又近乎人情。留下來的春秋折獄第一個案件是某甲的父親與人爭吵，說急了就打了起來，對方拔出劍來一劍向某甲父親刺去，某甲情急之下，抄起棍子掄圓了就向對方打去，不想人家一閃，反而把自家老爹打傷了。斷此案的官員們要以毆父的罪名判某甲，董仲舒說，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父而父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按動機，某甲本是救父不是毆父，傷父乃是無意誤傷，理當無罪釋放(《太平禦覽》卷640)。這個案件如果放到今天，大概也不能判某甲有傷父之罪。而在當時，一個人如果蒙上了毆父之罪，肯定性命不保，所以董仲舒雖然不依刑律，畢竟判得有理，而且是做了件好事。
第二個案件說的是有個漁民出海遇風暴，船破身亡死不見屍，其妻遂改嫁他人。這種事對於海邊的漁民本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但是這次不知怎麼的就讓人給告了官。因為按當時的律條，夫死未葬不許改嫁，否則就是私嫁，律當棄市，就是殺頭。而那些武斷的地方官們，還真的要殺這個可憐的婦人的頭。然而，董仲舒出來說話了，他說，按春秋之義，夫人嫁於齊。說的就是如果丈夫死了沒有兒子，就可以再嫁，而且再嫁者沒有淫奔之心，隻是為了生活，所以，統統無罪（同上）。對於這項判決，我們無論董老先生依據的是什麼，不擊節讚賞大概是不行的。為了通情達理，不傷及無辜，董仲舒居然找到了不是借口的借口，把《春秋》記載的一件平常的史實，拿來做了為那可憐的婦人開罪的理由，看來，春秋折獄其實並不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