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下層的第二個陷阱是，對材料不加辨析，聽風就是雨。絕大多數搞曆史的人都知道，對於史料的使用是必須要經過辨析的，不僅要辨析材料的真偽，還要弄清材料所含信息的真實意義，不然分析起來就難免方鑿圓枘，甚至張冠李戴弄出笑話。然而，同樣是這些人，一進入下層社會意識領域，往往會變得嗅覺麻木，目光呆滯，分辨率極低。比如前麵提到的劉誌琴先生的文章，在那場師範學校的考試中，由於在眾多的崇拜對象中，有皇帝頭銜的隻有秦始皇一個，劉先生便下結論道：“而數千年以來被奉為萬歲爺的皇帝，已經失去神聖的光環，……這說明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在讀書人中已經深入人心。”可是劉先生忘了，對於傳統社會的讀書人來說，皇帝從來就不是他們崇拜的對象，就算我們去問鴉片戰爭以前的讀書人，恐怕也沒有幾個會說他崇拜某個皇帝，因為崇拜皇帝多少有點犯忌。對皇帝要跪拜，但不宜崇拜。古代讀書人可能會讚美某個雄才大略之主，但如果你問他崇拜誰，恐怕他還是會回答薑子牙、張子房和諸葛亮之類。就算推翻帝製已經深入人心，但用這個材料來說明顯然難以讓人信服。更何況，據當時辛亥革命參加者回憶說，同盟會的相當多的人對於推不推翻帝製不在乎，大家無非是“對於清廷壓迫漢人，害怕洋人，憤恨達到極點，盡力鼓吹發動革命，複我河山，滿腦子‘種族革命’。”革命的中堅尚且爾爾，一般讀書人可想而知。其實，在中國，“推翻帝製”遠沒有“帝製”深入人心，正因為這樣，民國以後才會有兩次帝製複辟，而且複辟的失敗並不全是因為人們對共和的真切擁護。奇怪的是，總是有人興高采烈地述說複辟的失敗，而很少想到為什麼都20世紀了，中國還一個勁地開倒車，接連唱出了兩台帝製的大戲。
同樣，劉先生文中對另一個事例所做的分析，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劉先生文中提到，1877年的《申報》有這樣的記載，說是鄉下婦女進上海之後，竟然過不了多久就“尋姘頭，租房子，上台基（所謂的情人旅館），無所不為，回思昔日在鄉之情事，竟有判若兩人者”。劉因此認為，“早在19世紀的80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處在社會下層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動勇敢地突破禮教的禁區，爭得自己的社會自由和自主擇偶”。我想，如果熟悉上海近代社會史的人，對這種說法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的。近代的上海底層婦女是不是這樣“自由”和“自主”過？我想沒有。這樣的話用在五四青年身上或許更合適一點。近代的上海畸形膨脹，客觀上刺激了娼寮業的發展，農村破產的加劇，又使得進入上海的鄉下婦女大量化為明娼和暗娼，因此上海的“娼業”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在全國居於前列，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申報》所記載的那種事情，最大的可能是鄉下婦女在上海淪為暗娼和半暗娼，而最不可能是“自主擇偶”。即使是給人做“外室”，也絲毫扯不上“自主擇偶”和“衝破禮教束縛”，西方情人旅館這樣的東西，在當年的上海不大可能出現，有的隻能是為嫖客和妓女提供方便的“受費屋”。他們的行為甚至也沒有劉先生所說的“兩性關係的新變動”的意義，這些進了城的鄉下女人和她們與之打交道的男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何新之有？鄉下婦女入城淪為娼妓和某些貧苦家庭需要女人全部或者部分出賣肉體來維持生計，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老現象。身處近代上海的她們，隻不過耳濡目染了些洋東西而已。至於觀念上的變化，從那個時代社會花邊和過度發達的“嫖妓文學”可以得知，近代上海拆俏的嫖客和賣笑的妓女，兩者關於兩性的觀念與他們前輩並沒有什麼不同，也不可能有什麼不同。下層社會兩性關係的紊亂和道德的“淪喪”，關鍵還是在於生活環境的惡劣和巨大的生計壓力。
我能指出的第三種陷阱就是先入為主，研究者先有了一個主觀的預設，然後根據這個預設找材料進行論證。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些義和團研究者，都犯過這樣的錯誤，首先依據一些模糊的根據定下了某些民間教門就是義和團前身的前提，然後就把這些教門的教義當成義和團的觀念來加以闡釋。依我看來，劉誌琴先生也沒能幸免，她的這篇我已經提及多次的文章裏，也有類似的毛病。比如她在談到西方的器物從鍾表、西式馬車到火車輪船在近代中國的命運時，很明顯就有一個預設：認為下層民眾（或者小農社會）狹隘落後，拒絕接受新鮮事物。因此，以上所舉的西方器物統統遭到了民眾的抵製。其實，對於所謂小農的狹隘與局限也應該作具體分析。因為那個時候，這兩樣東西對農民的確用處不大，鍾表自不必說，依劉先生所說，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要表作甚？馬車則是中國有中國式的，西式與中式其實互有利弊，如果沒有好路，西式馬車反而走得不快，農民當然犯不著為此破財費神。至於輪船和火車，在南方和北方農民那裏命運是不一樣的，當輪船出現在長江時，老百姓趨之若鶩，把個統艙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不然輪船招商局怎麼會一度變成中國洋務運動中惟一贏利的企業呢？至於火車的命運，讓我們看看夏衍先生關於童年的回憶也許更能說明問題：“滬杭鐵路的杭嘉（興）段通車，艮山門是從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車的那一天，整個杭州--包括沿路鄉村都轟動了，我母親也高興地帶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長板凳，帶了幹糧（南瓜團子），走了兩裏多路，至艮山門車站附近沿線的空地，排著隊看火車這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怪物’。沿線擠滿了人，連快要收割的絡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曬了兩個多鍾頭，好容易看到了一列火車從北麵開過來，隆隆的車輪聲和人們的呼喊聲融成一片，這個大場麵，盡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現在依舊是記憶猶新。”這就是第一次看火車的江浙老百姓。我們似乎不應把北方義和團的某些行為說成是舉國一致的，因為火車輪船的好處和便利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非常講求實用的中國農民其實很容易明白它們的價值所在，隻不過，經濟發達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明白得要早一點，北方落後地區要晚一點而已。隻強調小農的狹隘和落後而忽視了他們異乎尋常的實用理性，那麼研究肯定要走偏。我們應該還記得，太平天國的農民比曾左李麾下的湘淮軍還要早地引進了洋槍，而且規模相當大。李鴻章在吃夠了太平軍的苦頭之後，寫信給曾國荃發牢騷說：“長毛專恃洋槍，每次進攻必有幾千杆洋槍轟擊，猛不可當。”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受了太平天國“泥腿子”的刺激，淮軍才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現代化。即使是後來迷信“刀槍不入”法術的義和團，看見洋槍洋炮，也絕沒有像對待其他洋物那樣又燒又砸，而是像寶貝似的收起來自用。凡是具有看得見摸得著功效的西洋器物，在農民那裏是很容易受到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