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就是研究下層的人往往易於過於強調上層和下層的文化上的不同，甚至將它們截然對立起來，一談到下層就渲染他們如何如何的不一樣。我承認上層和下層倫理價值和風尚是有所不同的，但根本不至於對立。劉先生所述的“敬惜字紙”習俗，說下層百姓不尊重，其實正好是顛倒的。“敬惜字紙”的風習，從本質上講，應該是下層百姓更在乎的，成天和字紙打交道的士大夫倒未必會真的當回事。明清以來，常見的是老百姓把士大夫丟棄的字紙鄭重地揀起來，小心焚化。汙穢了字紙而遭雷擊的傳聞，恐怕也是老百姓會更相信些。而劉所提到的官府的禁令，倒更可能是順從民意，打擊那些在上海這個特別的地方，一心隻想著發財的、大多由士紳變成的商人，目的自然是維持被洋鬼子帶來的歐風美雨“精神汙染”了的風化。說“老百姓並沒有這些顧忌，按著方便行事”是不合乎情理的，凡是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恰是民間講究最多，禁忌也最繁。另一方麵，下層老百姓其實並不是不願意講道德規矩，隻是沒有條件，一旦有了條件，他們講究的會比士大夫還凶百倍。洪秀全一作了天王，規矩就大得嚇人，連80歲的老奶奶和8歲的孫子都不許同居一室，太平天國不僅有三綱五常，而且還有叔道嬸道、兄道嫂道、姐道妹道，真是磕不完的頭，作不盡的揖，記不住的規矩，嚇死人的排場。當年太平天國的諸王，對西洋的自鳴鍾和千裏鏡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一點也不比北京滿族王公差多少。
從本質上講，處於同一文化體係中的大傳統和小傳統在價值觀念上是一致的，大傳統講忠孝仁義，小傳統也不例外。至少在意識形態方麵，大傳統對小傳統負有指導的責任，當然也具有指導的意義。對於強調兩者在行為表征上的區別，有時並不利於把握問題的實質。多少年來，當我們高揚貧雇農貶斥地主的時候，似乎忘記了其實沒有哪個貧下中農原本不是想做地主的。總是向上看齊，才是我們這個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色，老百姓講，“富不出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向上爬的野心常在，機會也未必沒有。底層文化的特異之處，往往是因為它帶有更濃重的原始因素和自發的無文走向，其“離經叛道”，對於上層文化而言，絕沒有本質衝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