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夜話是過去的讀書人最愜意的事，如果爐邊恰好再有一壺酒和一點下酒的小菜，特別是有一位或者幾位可心解語的佳人，那簡直就是天上仙境了。可惜我沒有攤下過這樣的好事，爐子是圍過，當年在北大荒的時候，夜來無事或者打夜班的時候，沒斷了圍著爐子跟人閑聊，隻是無酒無菜，身邊也不過幾個類我似的粗漢。不過，爐邊的話題就像張岱所謂的“夜航船”的閑聊一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沒有主題，也不需要有根據，說到半截沒詞了，也沒人會追究。下麵的文字，其實就是按這種感覺從圓珠筆和鍵盤下麵溜出來的。
五四運動中的易卜生與王爾德
五四運動過去80年了，但它總能引起人們說話的興趣。尤其是文化人，但逢五四，就有一種開口說點什麼的衝動。毛澤東讚美五四，說它開辟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他自己就是在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青年；蔣介石煩透了五四，說五四教壞了一代青年，無論是向右轉的，還是向左轉的，都給他的統治帶來了不少的麻煩，而且，後來正是這些“被教壞”的青年中的某些人掀翻了他的江山。無論政治觀點如何，海峽兩岸的文化人年年都在紀念五四，這說明五四的政治意義和文化影響直到今天餘波猶在。
說到五四，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愛國、進步，科學、民主，提起那些當年的風雲人物，總是要說他們如何如何地鼓吹“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實，除了這些年年講，講的大家耳朵都要發炎的話題之外，五四作為一場文化運動，可談的東西還有許多，當年的文學青年特別熱衷的易卜生和王爾德就是兩個。
易卜生這位挪威人和王爾德這位英國人，在上個世紀的歐洲都是名重一時的文學巨匠，不過由於他們兩人的風格和作品意向迥異，研究文學史的人，絕少有人會將他們放到一起來說的。而一般的歐洲人，似乎很少有既喜歡易卜生，又欣賞王爾德的。易卜生是關注社會問題的大師，總是用解剖刀把社會惡瘤無情地剖開示眾，將人們心裏的隱疾病例公開，全不顧體麵人的臉麵和紳士淑女的情緒；王爾德是唯美主義旗手，凸現自我，注重作品形式上的美，全然不顧社會有多黑暗。然而，在中國的五四青年那裏，兩位大師幾乎獲得了同樣的尊崇，同是一批青年學生，一邊大演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一邊又在排練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而正是他們的老師們，把這兩個劇翻譯介紹給了他們。《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有個把她當玩偶的丈夫，她離家出走；《少奶奶的扇子》的女主人公愛格有個把她當心肝的丈夫，她因誤會也離家出走，又在曾經犯過同樣錯誤的母親幫助下走了回來，保全了她的貞潔。兩個戲都有衝突，有情節，有戲，而且好看，但是主題思想卻是兩回事，甚至可以說還有點抵觸。
五四青年同時喜歡這樣兩種不僅風格相異而且主題相左的戲劇，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在大規模引進西學、大規模反傳統的時候，內心世界的矛盾和迷惘。一方麵，他們高揚自由解放的旗幟，主張衝破舊的道德枷鎖，鼓吹人性和複蘇，大膽追求個人的幸福。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一些人眼裏，就是一場歐洲的文藝複興。北大學生辦的《新潮》雜誌，其英文名字就叫TheRenaissance，即文藝複興。作為衝擊傳統的利器，易卜生藝術形象在中國被拾到了“易卜生主義”的高度，其中的娜拉成了女性解放的象征，受到了文學青年的熱烈歡迎。然而，易卜生讓娜拉出走，砰的一聲門響就完事了，出走以後怎麼了，一個字也沒提，所以大家未免心裏惴惴的，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恰好給出了一個雖然不太恰當、但還差強人意的西方式回答。不尊重女性的娜拉丈夫換成了恰好相反的愛格丈夫，少奶奶的小家庭就甜美地延續下去了。
應該說，那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底氣還不夠足，在抨擊傳統和高揚個性解放的時候，還帶著傳統的沉沉的枷鎖，胡適、魯迅、聞一多、傅斯年等人都曾極襄力稱頌過娜拉，但是他們自己連像娜拉那樣砰的一聲關上門走出去都難以做到。許多人在推許易卜生的同時，心底總是難以去掉王爾德勾畫的美麗幻影。也正因為如此，魯迅當年才會對文學青年大講“娜拉出走之後”，又勾畫了一個中國的娜拉--子君的毀滅，好讓彷徨的青年清醒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