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慶幸的是，社會改造的艱難之旅，並沒有被“甜蜜的家”歌聲打斷，先進青年畢竟沿著易卜生主義走了下去，隻不過，這條路到今天並沒有走完。
當心陷阱
--也談貼近社會下層看曆史
近些年，關注下層民眾的學人多了起來，現在的和曆史上的平頭百姓都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身價。這種現象當然值得高興。不過，說實在的，這種研究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凡是有誌在此的人們，必須有點吃苦碰壁的思想準備才行。下層老百姓是個無文而且格外龐大的群體，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說學者們熟悉的語言，很難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所謂“價值”“理念”之類，他們都不甚了了。我們隻能迂回繞道，在民俗材料、案件口供、民歌民謠、戲曲傳說，乃至報紙的社會新聞中尋尋頭緒，找找端倪。然而，這樣一來更麻煩的事往往在於，首先你要沙裏淘金，能不能淘出來又很難說，因為在浩瀚的沙洲中即使碰上個把金子，也沒準一時眼花還給丟了。其次，就是找到了你所需要的東西，怎麼樣分析歸納又成了更大的難題。對於前者，僅僅有劉知幾所謂的那種史才史學史識，還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點民俗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的知識才湊合。至於後者，恐怕需要留神的地方就更多，弄得不好，掉到陷阱裏你還不知道。劉誌琴先生的《貼近社會下層看曆史》一文（載於《讀書》1998年第8期），依我看，也是掉進了陷阱裏。
人們最容易掉進的陷阱是以點帶麵，以偏概全，看見一點東西就忍不住發一通宏觀的議論，用那點芝麻來說明跟它本不相幹的西瓜。
劉先生文中所舉的第一個事例，是載於1913年7月《時報》的一則報道，說是那年江蘇第一師範學校對學生進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試，要求學生回答他們崇拜的人物是誰。結果在三百多人中，崇拜孔孟的占三分之二，其他的則從諸葛亮到馬丁·路德不等。其中孫中山排在孟子之後，得票十七，高中“探花”，而已經做了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才得了兩票。當然，我們應該承認這個材料是有價值的，的確反映了某種社會意識的傾向。但劉先生的分析結論卻有問題了，她說這些師範生的選擇和追求“反映了民眾的思想走向”，無論如何都是可疑的。那個時代新學堂的學生（劉先生說這些應考者為中小學生，因而說他們是“中下層的文化人”，可能有誤，一般來講，師範學校是不會有小學生的，而中學生在那個時代已經是“大”知識分子了）知道孫中山甚至崇拜他當然不足為奇，可是就在同一地方的普通老百姓，知不知道孫中山是何許人也，革命黨是怎麼回事，可就難說了。親身經曆過辛亥革命的魯迅先生說鄉下農民把自由黨說成是“柿油黨”，其實是有所本的，當時揚州的老百姓就“以為革命黨就是大家合一條命的黨（揚州方言，讀‘合’如‘革’）”。再說，革命勢力很大、風氣又開的江蘇的新學堂的學生投了孫中山17票，隻投了袁世凱兩票，這怎麼能說明袁世凱沒有群眾基礎？如果我們把同樣的問題提給北洋軍的士兵，那麼又會如何呢？1913年前後的袁世凱其實不可能比孫中山更沒有“群眾基礎”，不然，他怎麼會就那麼容易“竊”了國，隨後又輕而易舉地打垮了占有東南半壁的革命黨人，把孫中山和他的同誌趕到了日本去流亡？很明顯，在那個時候，有不少“群眾”沒有像江蘇的學生那樣想問題。袁世凱稱帝複辟為什麼垮台，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在這篇小文裏肯定說不清楚，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今天，我們還重複袁世凱複辟失敗是因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妙論，無論如何都顯得有點過於天真。其實，毛病就出在劉先生的武斷，認為這些學生的選擇和追求“反映了民眾的思想走向”，非要以這樣一個特殊的“點”代表麵目各異的“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