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的第二點，是有關妖術之類的訛言傳播的心理機製是什麼。在中國，這種巫術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往往會經過一連串的訛言放大成為普遍的恐慌，中國下層社會總是不乏樂於製造和傳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過於明白事的都有。孔飛力所描述的巫術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時有發生，前年就在浙江省出現過一起所謂彈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東西禍人的事件，一時鬧得城鄉囂然。不過，這種由於巫術鬼道引起的訛言恐慌，一般都有區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區就逐漸消弭了，孔飛力所描述的“竊魂”巫術，在1768年的中國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恐慌，攪得舉國上下從官到民雞犬不寧。其原因在於當時事件有“上下兩方麵的積極性”。一方麵民眾普遍地具有相信巫術可以福人禍人的心理而且相當的強固，一方麵官方的嚴厲追查極大地拉動了訛言的流播，來自宮府的正式行為變成了蜚短流長的佐證，於是，“妖術”的恐慌就異乎尋常地彌漫開來了。在這場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眾是各有懷抱，乾隆眼睛裏看的是反叛的異動，地方官麵臨的是文不對題而且棘手的政務，老百姓則是怕不知從何而來的妖術害到自己。對於下層社會而言，蜚短流長的訛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來什麼事情也沒有的地方，也可能憑空生出事來，隨著官府追查叛黨的行動的展開，越來越多的偷剪人家辮子行妖術的案件冒了出來，所有陌生的外鄉人，遊丐、遊方郎中、藝人特別是四處化緣的僧道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居心叵測的妖人。不言而喻，這些人幾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數恰恰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結果，而是先在乎頭百姓眼裏成了妖人，然後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鄉村社會，凡是遇到危機，無論危機來自於天災還是人禍，外來人往往會成為被懷疑的對象，即把他們視為危機的源頭，尤其那些從事與神秘事項有關的職業的人，如遊方的和尚與道士們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術為職業或者半職業的鄉村巫婆神漢們，反倒被輕易放過，當然，一方麵固然由於他們是本鄉人，但也不排除危機還不夠大，不足以讓鄉村社會拋出自身的邊緣人的理由。
實際上到了後來的晚清時節，幾十年不脛而走的關於基督教的訛言和綿延不絕的打教風波，其發生機理其實與1768年的妖術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沒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導向，訛言不會傳得如此之廣，其中絕大部分關於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煉銀以及教士教民亂淫奇淫的訛言，是紳士們炮製出來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認。其次，老百姓的確存在著對外來人尤其是從事與神秘事項有關的外來人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歧見。我們已經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術大恐慌中，連中國固有的遊方僧道都大觸黴頭，更何況是那些藍眼高鼻的洋人呢？至於洋教淫亂的訛言特別多，其實中國民間關於僧人的這方麵傳說就不少，而兩者恰恰都與讀書人有關，可以說，大多是讀書人發揮他們的性想像力編派出來的，前者，我們隻消看看湖南著名鄉紳周漢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後者自有那些描繪和尚怎樣在廟裏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在，也許有人還會記得那個有名的嘲罵和尚的疊字謠：一個字是僧，兩個字是和尚，三個字是優婆塞，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們那些讀聖賢書的人就越是愛編派他們的淫亂故事，自然，我們的下層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們特別善於將之發揚光大到離奇的地步。
當然，我們不懷疑下層社會的文化創造力，但是，下層文化畢竟存在著導向的問題，老百姓推許的人是紳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這就是為什麼經常老百姓會將上層文化的觀念演繹發揮得讓人啼笑皆非，但幾千年來整個文化的方向還是皇帝認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認為孔飛力此書最精辟的論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這次妖術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體係與皇權的緊張關係，而這種緊張恰恰由於“官僚責任製度的運作是圍繞著對信息的控製而展開的”。通俗一點說，就是皇帝與官僚體係，以及各級官僚之間，存在著對信息控製的爭奪，誰控製的信息多一些，誰就在行政過程中占據較為有利的地位。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要“蒙騙上級”，一個要“了解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