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信息控製的爭奪，在前現代國度裏是一種通病，並非屬於中國特有的國情。由於沒有大眾傳媒的存在，行政官員對於信息的控製成為可能，所以才會使得行政運作朝著這個方向走。在中國，雖然某些報刊史的專家為了祖國的榮譽，把京報和塘報也看作是報刊的前驅，但實際上那個東西跟現代意義上的傳媒毫無共同之處，所以傳統王朝裏信息控製就總是好戲連台。作皇帝的總是沒完沒了地抱怨下麵欺君罔上，他們最擔心的也確實是臣子們的蒙騙，封鎖消息，使得他們無法了解下麵發生的真實情況。作臣子的則或多或少總是要瞞點什麼，盡可能不讓皇帝將自己治下發生的所有情況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魯迅說的那樣，中國曆史隻存在“猛人”和猛人的包圍者，猛人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衝破包圍不可。皇帝的反包圍術其實也相當豐富的，有監察係統和特務係統，清朝還有密折製度，有時甚至加上微服私訪。皇帝身邊的太監，常常是皇帝用來“突圍”的“親衛軍”，所以無論大家怎樣深惡痛絕，宦官之禍卻總是躲不掉。
官僚對於皇帝的態度自然不可能都一個樣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對皇帝藏著掖著，就像明清實行薄俸製，絕大多數官僚都會吃得肥肥的，至少不會受窮，但也確實有那麼幾個就吃那點幹俸，甚至變賣了自家原有的家產來供養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對官僚體係整體而言，不控製信息是不可想像的。對皇帝的“欺”與“瞞”，並不隻是要為自己貪贓枉法幹壞事提供方便，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行政運轉的需要，中國是個大國，而且是個地域差異過大的大國，偏偏要靠單一的行政網絡來維係，相對而言，中國傳統的皇權意誌是比較專斷的，從中央到各個地方，無論差異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個調子，適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彈性的需要。對於清朝來說，尤其有這種必要。清承明製，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於少數民族統治，統治的複雜性也要高得多，雖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國家元首兼行政首腦，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這樣的，勤政的程度卻要高得多。說事必躬親似乎有點誇張，但確實恨不得底下的事兒事事都清楚，臣子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眼裏。遠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為聰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畫腳，可是如果有哪個呆子真的執行“最高指示”一絲一毫的不走樣，那麼十有八九是要砸鍋的，砸了鍋皇帝自然不會擔責任，辦事的臣子烏紗帽甚至腦袋卻可能因此不保。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聰明的皇帝還會捕風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務”讓人執行，就像此次妖術恐慌一樣，由剪少許辮梢行巫術的芝麻大的小事，想像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從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鬧得舉國上下雞飛狗跳，地方官無不吃盡苦頭，挨夠了臭罵。當時如果事件的原發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於漫不經心沒有控製住信息（想必那個時候其他地方也有同類的事情發生，隻不過沒有上達“天聽”罷了），肯定不會有如許多的麻煩。
當然，官僚體係對信息的控製，謀私利的動機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時候瞞的人當然是越多越好，對上麵更是要瞞，瞞得越結實越好。而作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關心下屬是否忠誠，是否在瞞著他搞陰謀，至於臣子們謀點“個人利益”，無論合法與否，隻要不太過分，以至於激起民變，他一般是不會太在乎的，就是在乎也沒有用，世上的事，無利誰肯起大早，懲罰的人太多了，誰來給他撐著江山社稷呢？要知道，中國的統治基礎，與其說是老百姓，不如說是行政網絡，隻要“官兒們”還在給上頭賣命，江山就完不了。
從表麵上看，到了傳統史學家所謂皇權專製鼎盛時期的明清之際，在信息控製的爭奪戰爭中，官僚體係一方好像是處於弱勢，皇帝可以隨心所欲地調查行政運行的動態，甚至打探臣下隱私。其實不然，傳統製度的特質決定了即使貴為皇帝，主要也隻能依靠行政係統來監控行政係統，曆史證明，幾乎所有被派出負有監督地方職責的官員和機構，最後都化為另一種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機構，監督權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分肥權”，隻要不涉及類似反叛之類的“原則”問題，皇權對信息的控製往往就要落空。而依靠宦官來獲取信息，一來他們同樣可以被同化或者收買，二來副作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