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知識界的更新換代有了模樣，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成了點氣候，由西式理念構架的民族主義自然而然地就滋長起來，這對於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是一樣的，反對西方宗主國的知識領袖，幾乎無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國教育和裝備起來的。其實不僅僅是“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緣故，一個古老的民族一旦產生了新的覺悟，就不大可能總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後麵亦步亦趨，“先生”的強橫與傲慢與實體性的侵略一樣可以引起“學生”民族主義的憤怒。當然，這種憤怒的內涵其實並不一樣，在被後來的史學家盛讚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大遊行中，學生們一麵高喊著“打倒列強”的口號，路過美國使館時卻起勁地向裏麵歡呼致敬，顯然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原則的國會演說對弱小國家的親和之意。而當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對華表達了全然不同於傳統帝國主義政策的友善信息時，也同樣贏得了知識界相當多人的心（在那個時代，人們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別這種信息到底是不是權益之計）。這兩件事像是某種宿命的象征，從那時以後，以對美英和對蘇俄的態度為界，知識界劃出了一條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線，雖然兩者的民族主義訴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識界與右翼的不同，還在於擁有一套反對帝國主義的全新話語和行動模式，一旦某些“先進的中國人”接受並掌握了這套話語和模式，義和團的曆史記憶就再一次被喚醒了，那個曾經將義和團貶得一文不值的陳獨秀在後來的共產主義麵目的《新青年》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竟然為他過去罵過的東西唱起了讚歌。接踵而至的反帝運動中，發動組織者對於行為是否“野蠻”的擔心消失了，而這種擔心在民初的“抵製洋貨運動”中幾乎成了組織者的夢魘，但是義和團的夢魘卻一次次出現在在華的西方人的夢中，以至於有些人顯得相當神經過敏。自然，由於“先進的中國人”一直在埋頭動員從前相信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農民從事一場推翻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在現實的革命中被喚醒的義和團記憶並沒有在學術界得到相應的回應。事實上一直到大陸解放，學術界對義和團的關注相當少，總共加起來，隻有屈指可數的幾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論文。關於義和團迷信、濫殺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舊存在於知識界的記憶中。
解放後，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當然地被並流到了營造新型意識形態的洪流當中，從前顛倒的曆史被要求再顛倒過來，重新肯定義和團很快就被推上了議事日程。顯然，這首先是因為在近代兩大農民起義中，太平天國的曆史並沒有被“顛倒”得太厲害，肯定太平天國，不僅親共的學者做得到，親國民黨和非共非國的學者都做得到，而且也這樣做了。義和團則大不一樣，關於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們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們一時半會兒還轉不過彎來。但是，新政權重建新型意識形態的關鍵有兩點，一是建立曆史價值中的下層取向，即牢固地樹立人民群眾的正麵的反抗性形象，並賦予價值觀的意義。一是清算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將日常的對於西方侵略的印象與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全新的反帝意識架構。無論從哪一點上講，義和團都是最合適的翻案文本，“說事”的話題。特別是由於美國抗戰以後的扶蔣反共，以及戰後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美國成了中國乃至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號敵人，而義和團運動中發生的八國聯軍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惟一一次和美國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別的意義（在朝鮮戰爭期間，這種意義就更加明顯）。